交通发达为移民迁入创造了便利条件。元代有大批汉人、蒙古人、色目人以军人、官吏和商人等身份来到云南，其中不少人落籍不归。因此明初地方志说：“云南土著之民，不独僰人而已，有曰白罗罗，曰达达，曰色目，及四方之为商贾军旅移徙曰汉人者杂处焉。”（注：（明）陈文等：（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1。）
    云南行省还努力发展农业生产。云南行省所辖军民屯田有：威楚提举司屯田、大理金齿等处宣慰司军民屯田、鹤庆路军民屯田、武定路军屯、威楚路军民屯田、中庆路军民屯田、曲靖等处宣慰司军民屯田、乌撒宣慰司军民屯田、临安宣慰司军民屯田、梁千户翼军屯、罗罗斯宣慰司军民屯田、乌蒙等处屯田总管府军屯。（注：《元史》卷100《兵三》卷61《地理四》。）合计屯田总户数有19149户及6000人，垦田71667双及1250顷（乌撤宣慰司、罗罗斯宣慰司的田数因阙载未统计在内）。以每双合5亩计算，见于记载的屯田不少于483335亩，是一个颇为可观的数字。元朝在云南屯田规模之大为前代所无，屯田对提高农业生产的水平与传播封建文化的影响亦不可低估。
    元朝统治有别于前代的一个情况，是开始在云南实质性地征收赋税。至治三年（1323），元廷免八番、思、播、两广洞寨差税1年，四川、云南、甘肃秋粮3分。至元二十二年（1285），云南省臣脱帖木儿奏言10余事，其中有“免逋赋、征侵隐、赋豪户、除重税”等事，世祖命择其可行者行之。（注：《元史》卷29《泰定帝一》，卷13《世祖十》。）均可证明云南行省正式征收赋税。在金齿等边远地区，则是按人口或住房的数目征收金银。元朝收取租赋或税赋的地域十分广阔，远至金齿、八番党兀、普定府罗甸等边远地区。云南行省在各地征收租赋或税赋，有连征30余年者。在征收的租赋或税赋中金银占很大的比例，亦有征收“差发”的情况，有全省输金年“近二百万”的记载，（注：（元）姚燧：《爱鲁神道碑》，《牧庵集》卷19。）但就全省而言仍是以收缴“田租”（税粮）为主。据《元史·食货一》所载全国岁纳粮数，云南行省为277719石，纳粮数远远高于甘肃行省、辽阳行省和四川行省，亦多于陕西行省近5万石。
    云南行省还扩大了矿藏开采规模。云南设有行省管理的打金洞和银场，一些路亦设有开采与加工金银制品的手工业制造局，大理和中庆等路还生产食盐。另据《马可波罗行纪》，建都、大理、金齿、罗罗斯、秃落蛮地区（在今云南昭通、会泽一带）盛产金，外省商人携银来云南易金“而获大利”；金齿地区亦产银，当地少数民族因喜以银片饰齿而被称为“银齿蛮”。（注：《马可波罗行纪》，第121、122章，冯承钧译本。）据《元史·食货二》：云南行省有威楚、丽江、大理、金齿、临安、曲靖、元江、罗罗、会川、建昌、德昌、柏兴、乌撒、东川、乌蒙等15处产金，在全国是产金地点最多的一个省。威楚、大理、金齿、临安、元江诸处产银。大理、澄江两地产铜，至元二十二年（1285），元朝拨漏籍户于澄江萨矣山采炼铜矿，建矿场11所。还有中庆、大理、金齿、临安、曲靖、澄江、罗罗、建昌等处产铁。据记载天历元年（1328）全国岁课之数，云南行省纳金课184锭有余，纳银课735锭有余，所纳金课和银课的数量均居全国之冠。铜课全国仅有云南行省纳2380斤，铁课云南行省纳124701斤。据近人研究，元朝的金课是淘金户向政府缴纳的定额之课，银课为政府签拨入银场从事冶炼生产的银冶户所纳之课。（注：参见高森林：《元代赋役制度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2页。）云南行省也是如此，如据《元史·世祖纪》：至元二十八年（1291），云南行省参政怯剌言：“建都地多产黄金，可设治并令近民炼之以输官。”“从之。”从有关记载来看，云南行省开采金银，虽设有官营的机构，但仍是以各族百姓开采为主，官府收其税；至于铜铁矿的开采则仅限于官营。
    元朝还在云南各地开办学校，积极传播封建文化。赛典赤赴云南不久，即在大理与中庆设儒学提举；赛典赤死后，其子忽辛于诸郡邑“遍立设学”，并择饱学之士担任教官；（注：《元史》卷91《百官七》，卷125《赛典赤赡思丁传》附《忽辛传》。）延祐元年（1314）又立云南行省儒学提举司。自两汉以来，云南地区与内地建立了经济文化联系，但元以前云南的文化带有浓厚地方色彩，大理国知识分子尊崇王羲之，而“不知尊孔、孟”。元朝在云南各地立文庙塑孔子像，当地少数民族颇感新奇，称之为“汉佛”。在内地封建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下，云南等地的文化与之合流，时人形容说：“北人鳞集，爨僰循礼，渐有承平之风，是以达官君子绍述成轨，乘馹内地，请给经籍，虽穷边蛮僚之乡，咸建庠序矣。”（注：（元）李京：《云南志略·诸夷风俗》。（元）王彦撰：《中庆路重修泮宫记》，（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8。）云南诸族还参加科举考试，并有一些人取得名次。据记载：全国选乡试合格者300人赴会试，300人间蒙古人中有云南1人；色目人中有云南2人；汉人中有云南2人。（注：（元）《通志条格》卷5《科举》。）
    综而言之，由于蒙元的高度重视与努力经营，云南的许多方面都取得长足进步，元朝的统治在当地也留下不可磨灭的影响。试举一例：洪武十四年（1381），明将傅友德等率30万军队自贵州攻入云南并击溃元军主力。在明军攻取滇中与大理时，滇东黔西的土官又联合反叛，以后大理与今保山、德宏等地的元朝土官，以及今昆明等地本已附明的土官纷纷起事，并推举被击溃的元军将领为首领。明军用了10余年的时间才最终平定云南与贵州。如果不是元朝的统治在当地产生了深刻影响，各地土官对元朝如此忠诚是很难解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