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至唐宋，今贵州地区的封建统治一直比较薄弱，元代始有改变。元朝重视今贵州地区有以下原因。
    今贵州地区有多条交通线经过。至元十三年（1276）后，元朝开通自中庆（在今昆明市）经乌蒙（今云南昭通）达叙州（今四川宜宾）的水陆驿传；至元二十八年（1291）又开通自中庆经贵州（今贵州贵阳）达镇远（今贵州镇远）的驿道，遂接通辰州（今湖南沅陵）以东的“常行站道”。以后元又于镇远至岳州（今湖南岳阳）的沅江水道设24处水站，此道遂成为云南、湖广联系内地最重要的通道。至元三十年（1293）元又开设从中庆经乌撒（今贵州威宁）达沪州（今四川泸州）的驿道。诸道开通后，贵州地区成为联系云南、四川、广西与湖南的交通纽带。《元史·地理六》载：“贵州地接八番，与播州相去二百余里，乃湖广、四川、云南喉衿之地。”以上道路既置驿传，使臣和军队往来十分频繁，《元史·兵四》有在以上地区多次增颁乘驿凭证的记载，如至元二十一年（1284），元增给各处铺马圣旨，其中荆湖、占城等省10道，四川行省所辖顺元路宣慰司3道，思州宣慰司和播州宣慰司各3道。
    云南、四川、湖广诸省既立，贵州地区因战略位置重要成为诸省争夺之地，此即当地一些官署隶属关系屡次变动的原因。如至元三十年（1293），四川行省奏：“思、播州原隶四川，近改入湖广，今土人仍愿其旧。”元廷遣使问田氏、杨氏士官，其言：“昨赴阙廷，取道湖广甚便，况百姓相邻，驿传已立，愿隶平章答剌罕。”延祐五年（1318），仁宗敕云南、四川两行省“归还所侵顺元宣抚司民地”。（注：《元史》卷63《地理六》，卷26《仁宗三》。）
    元朝重视经营今贵州地区，其决心之坚定与态度之积极，表现在统治者不厌其烦出兵平定，派遣宗王重兵镇守并在上述地区广置官署，《元史·本纪》对此有详细记载。据《元史·地理六》，位贵州地区属于云南行省的官署，有乌撒乌蒙宣慰司、普安路、普定路、乌撒路和茫部路。属湖广行省的官署有：八番顺元蛮夷官，在西南八番、罗氏鬼国一带即辖1620处洞寨；管番民总管，辖小程番等53处蛮夷军民长官；顺元等路安抚司，辖九溪十八洞蛮夷以及雍真乖西葛蛮等处长官司等24处；思州宣抚司，辖镇远府等67处；沿边溪洞宣慰司；播州宣抚司，辖黄平府等33处土府州；新添葛蛮安抚司，辖南渭州等131处土州和洞寨；定远府，辖桑州等5处土州。元朝在西南边疆普遍推行以土长为官吏的土官制度，但在贵州地区仍然任命一些蒙古人和色目人担任地方官吏，甚至因任职年久许可世袭。如蒙古人别儿怯不花，属燕只吉歹觫氏，“世为八番宣抚司长官”。（注：《元史》卷140《别儿怯不花传》。）
    元在今贵州和与之毗连地区广为屯田，具体情况如下：至元二十七年（1290）立乌撒路军屯，以土军114户屯田，田数阙载；延祐七年（1320）又开普定路屯田，分乌撒、乌蒙屯田卒2000人赴之。八番、顺元等处亦设军屯，《元史·成宗二》说：大德元年（1297）八番、顺元等处初隶湖广行省，以后改隶云南行省，“云南戍兵不至，其屯驻旧军逃亡者众，仍命湖广行省遣军代之”。另据《元史·刘国杰传》：大德五年（1301），顺元土官宋隆济率众反，湖广行省平章刘国杰在行省西部南北3000里的地域置38处屯戍，“由是东尽交广，西亘黔中，地周湖广，四境皆有屯戍，制度周密，诸蛮不能复寇”。以上屯田的西面已进入贵州地区。
    元朝积极开拓贵州地区的种种做法，为前代所未见。蒙元对贵州地区的积极经营，于当地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明朝始在贵州单独设省，即以元朝的统治为基础。
    综而言之，在前代统治的基础上，蒙元在西南边疆地区的经营取得明显成效，对西南边疆地区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西南边疆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也为明清两代在西南边疆施行全面开发奠定了坚实基础。亦应指出，蒙元经营西南边疆，在统治思想上较前代虽前进了一大步，但对以之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进行全面开发和充分利用，还缺乏必要认识，这一点把蒙元对西南边疆地区的积极经营与明清的全面开发区别开来。另外，元朝享国日短，中期后统治趋于腐败，对其在西南边疆的经营也产生了不利影响，对元朝经营西南边疆取得的成就，估计过高也是不恰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