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种观点：把苏联剧变仅仅归结为“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有人认为苏联是被党内外三种资产阶级力量联合起来搞垮的。一是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戈尔巴乔夫；二是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势力，即所谓民主派；三是西方帝国主义、垄断资产阶级。有人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不忘阶级斗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好几次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把一些倾向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都撤换下来了。的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是警惕右，又防止“左”，几次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正如邓小平所说，在我国根深蒂固的还是“左”。说苏联是资产阶级联合搞垮的，这不完全符合事实。苏联在1936年就消灭了资产阶级，长期反对资本主义，反对市场经济。1991年剧变以前，苏联并不存在强大的资产阶级势力，不能说苏联党内存在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靠戈尔巴乔夫等一两个领导人就能够把拥有1900万党员的苏联共产党、2 亿多人口的社会主义国家悄悄搞垮吗？这不能让人信服。说西方对苏联、东欧搞和平演变，不错。西方也在中国搞和平演变，为什么在中国不能得逞，在苏联、东欧却能得逞？对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下结论，还要分析更加深层的内部原因。
    第三种观点：认为苏联失败是因为政治体制改革超前；中国成功是因为经济体制改革先行。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以应该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心，这是顺理成章的。但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甚至提出政治体制改革要慢半拍、浅三分，避免重蹈苏联的覆辙，这个观点带有很大的误解。苏联失败，不是因为政治体制改革超前，而是因为政治体制改革改变了方向。社会主义国家体制弊病的根子在政治体制，按理说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要全面发展，取得成功，应该是政治体制改革先行，先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着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改革取得了很大成就，正是因为从三中全会起，首先改革政治体制。很多人没有看到这一点。如果不是三中全会打破新的个人崇拜、新的个人集权，发扬党内民主，实行集体领导，党的领导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能端正路线吗？中国的改革，正是政治体制改革先行，而三中全会正是政治体制改革的起点。随后，1980年开始实行党政主要领导职务分开，党的主席不再兼政府总理。近20年来，中国的改革，一方面，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心，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另一方面，又出现很多问题，尤其是腐败越来越加剧，老百姓反映极为强烈，有的地方“怨声载道”。原因很多，其中之一不能说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政治体制改革在大的方面没有重大的突破性进展没有关系。在有的方面确有进展，如公务员制度、人事制度改革、基层民主等，这都是必要的，应当充分肯定，也需要坚持下去。但是在权力制衡的监督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马上转向搞市场经济，钱权交易现象必然加重，腐败必然加剧。
    苏联改革失败的真正原因不是单一的，应该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合力论来解释。从1991年起，我就这一问题发表过多篇文章。我认为苏联东欧剧变有12个原因：外因与内因，内因为主；远因与近因，近因为主；客观原因与主观原因，主观原因为主；微观原因与宏观原因，宏观原因为主，大的决策有错误；下层原因与上层原因，上层原因为主，上层领导出了问题；浅因与深因，深因为主。浅因，如民族矛盾没处理好。深因就是苏联共产党没有很好掌握不发达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特殊规律。不发达国家的党和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征途中应该正确处理四个“主义”，即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关系。这四个主义大体上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四个阶段。不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较，封建主义糟粕比发达国家多，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比发达国家少。不发达国家实现社会主义，要掌握好它的特殊规律，应该着重铲除封建主义糟粕，适当利用资本主义成果，不能急于建成“一大二公”、“三高四纯”的社会主义，更不能急于建成共产主义。苏联和东欧国家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都犯了错误。从根子上说，苏联共产党受教条主义、封建主义的影响太深。教条主义的影响表现在把马克思、恩格斯针对发达国家设想的社会主义模式简单地搬到苏联来。封建主义的影响更多地表现在封建君主专制的东西对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影响很深。长期的教条主义和封建主义影响难以改正，到1987年以后，戈尔巴乔夫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对苏联的解体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从盛到衰？我以前在一些文章中谈到过。我认为，11个社会主义国家主要都是被“左”葬送的。最先是柬埔寨。柬埔寨共产党推行一套极左的路线，致使众叛亲离。从1989年的东欧6国、1990年的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到1991年的苏联、 蒙古等社会主义国家，其失败的原因，毫无例外地都是长期推行“左”的路线。苏联后期的右倾大约持续4年，从1987年底到1991年12月。 东欧其他一些国家主要是在后期搞右，长期也是“左”。有没有一“左”到底的？有。罗马尼亚就是一“左”到底，但败得更惨。不仅亡党、亡国，甚至齐奥塞斯库夫妇也被押上军事法庭就地枪决，亡身丧命。长期的“左”，促使后期转向右的极端，先“左”后右，合葬了社会主义。如果只看到了后期的右，而无视或忽视长期主要的错误是“左”，那就是目光短浅，只看到病象、病变，回避了病根、病源。苏东剧变的病根、病源是“左”的东西，病象、病变是后期右的东西。如果还不能真正从苏联、东欧剧变中吸取教训，痛下决心，大力铲除教条主义和封建主义；如果还以为苏联东欧这些国家是由于个别领导人最后右倾才丧失了社会主义，而无视或轻视长期根深蒂固的“左”倾顽症的祸害；如果在改革开放当中不能有效地防止外来的和平演变，并且根治内部的腐败，听任腐败系统化、制度化，那么社会主义国家就不免还会出现新的动荡，甚至还会发生剧变。对于剩下的5个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 并不是不存在重蹈苏东剧变覆辙的可能性。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盛世危言，不可掉以轻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