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苏联在战后的50年代，经济增长接近10%，60年代降至8%，70年代是5%，80年代经济增长2%-3%，1990年经济负增长2 %，1991年达到－12%，赤字急剧增加，物资不足，通货膨胀严重。
    社会政治危机：党的威信下降，很多人对党过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不满，要求实行多党制。社会秩序混乱，动荡不安，工人罢工、怠工增多。
    民族危机：民族要求独立、分离。苏联的解体从1940年被兼并的波罗地海沿岸3国开始。在历史遗留问题上，戈尔巴乔夫搞公开性、 民主化，不让历史留下空白，公布了1939年9 月苏德秘密签订的将波罗地海沿岸划归苏联势力范围的协定文件。由于处理不当，引发了波罗地海沿岸三国于1990年3月至5月率先独立。到1991年8.19事件后，各民族害怕又回到过度集权的旧体制中去，到12月21日，11个共和国领导人签署了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协议书，这样苏联就完全解体了。
    于是，上述“三个危机”导致了苏联的“三个死亡”：亡党、亡国、亡社（社会主义制度）。
    四、应该怎样对待西方的“和平演变”？
    波兰出现团结工会闹事、罢工，实际上与波兰统一工人党即共产党长期不民主，漠视工人福利、意见和要求有很大的关系。波兰军管结束后，团结工会在1989年6月议会大选中获胜，上台执政。 原来与统一工人党合作的民主党和统一农民党也与统一工人党分手，但是也得不到群众的支持。群众认为它们是附庸党，缺少独立性。然而我们只从“左”的方面总结了波兰的教训。有人由此认为政治体制改革不能搞，也不能给民主党派过大的权力，否则容易出乱子。可是，我们应该看到，用压制民主、限制自由的办法一时可以奏效，但不是长远之计，最终将会把矛盾激化。西方多党制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国家有影响？就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党内民主、人民民主不充分。东欧的波兰、捷克、民主德国、保加利亚这四国也实行多党制，但民主党派长期都是共产党的附庸，不能真正对共产党进行有效的监督，在群众中也没有威信。当东欧剧变时，民主党派大都作鸟兽散。有一点值得注意，东欧新执政的党都不是原来与共产党合作过的党。
    西方的和平演变，一靠新科技革命的成果作为物质后盾，二靠市场经济，三靠多党制，四靠文化自由。因此，对付西方的和平演变，我们要有正确的对策。靠什么？一要把科技搞上去。二要自觉地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三要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创造条件实行党代会年会制，对党的高层领导人能实行有效的监督，充分发挥党的最高监察机关的有效作用，扩大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充分发挥其权力制衡机制的作用。四要坚持文化“双百”方针，学术上的不同意见可以展开争鸣。对民主自由的属性要全面地看。民主自由固然有其阶级性，但也有它本身质的规定性。不符合这个质的规定性，那种民主是打了很大折扣的。例如选举，应该是自下而上提名、有差额的选举，有竞争的机制。我们的民主需要完善，要逐步创造条件扩大差额选举的使用范围，既要发挥协商制的长处，也要重视差额选举制的优点，要把两点的长处结合好，形成更大的政治优势。
    当然，中苏两党两国的改革既有联系，又有很大的不同。苏联改革导致三个灭亡的深层原因值得我们认真总结，作为借鉴。“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我们应该从苏共、苏联的灭亡中吸取教训，在大力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加快政治体制与文化体制改革，全面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这样才能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取得全面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