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十八世纪前期英国资产阶级主要集中在伦敦。当时城市还不大，人口也不多。到1750年，全国五分之一人口居住在城市，除伦敦城较大有五十万人口外，其次的两个城市是诺维季和布里斯托尔，都是30000人口的小城。大多数所谓城市都只在5000人口上下，不过是乡村中心的市场。（11）
    城市资产阶级主要由金融家、商人和手工工场主组成。当时著作论及资产阶级时，用“金钱利益”（moneyed interests）来称呼， 表明其财产主要来自非土地收入，以与乡村地主的“土地利益”（landed interests）相对。1688年格里高利·金论述英国社会结构时，没有将资产阶级专门列出，只是指出在地主之外有2000户“通过海运经商”。而在1714年述及同一问题时，就会发现过去二十多年中社会结构有了变化，要以一专门名词称呼银行家、股票交易人等。
    资产阶级中最活跃、经济力量最雄厚的是金融资产阶级，主要包括银行家、股票交易所经纪人和海外贸易公司大股东等。他们这些在社会上极为富有的人，聚集在伦敦商业区，在相当大程度上操纵国家经济命脉。他们为政府包税，进行土地投机，垄断多种商品生产和流通，无论其财富还是社会地位，都超越在一般工商业资产阶级之上。后来他们的政治经济优势才渐次被商业和工业资产阶级所代替。1694年座落在舰队街的英格兰银行成立，标志着金融资产阶级的形成。十七世纪晚期，出现了永久性的国债。早些时候国王和大臣不时向国外和本地债主借钱，总是在预定期限内偿还，并付利息。1672年查理二世的赖债破坏了政府的信用。光荣革命后，政府信誉仍然不好，借款不易，只有建立国债制度，才能解决财政问题。国债制度的建立刺激了金融业的发展。除英格兰银行外，东印度公司和南海公司是两个主要的金融机构。东印度公司在进行海外贸易同时经营信贷业务，南海公司在1720年金融危机后不再活跃。政府通过银行和大特许公司筹集对外战争所需数目巨大的战费。伦敦金融市场的繁荣兴旺仅有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可与媲美。
    银行在整个金融体系中处于中心地位。银行家的社会背景各各不同，有些人出生于旧式金匠，也有些人出身寒微。伦敦银行家查尔德就是一个成衣匠的儿子，凭借自己才能恰逢机遇而成功。（12）过去旧式金匠的业务除制作金银饰件外，还兼为人保管贵重物品，兑换外币，他们成为后来银行家的核心。银行家虽然一般不在政府担任公职，但对国家经济命脉的影响使他们足以能干涉政治，甚至为了自己的利益干预政府官员的任免。金融资产阶级聚敛了越来越多的财富。一位下院议员说过：“一个人在银行和股票市场上所得到的钱财比他冒险去印度群岛得到的多。”（13）购买股票被看作一种很好的投资方式。金融家与资本主义化地主的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说：“新土地贵族又是新银行巨头这一刚刚孵化出来的金融显贵和当时靠保护关税支持的大手工工场主的自由盟友”。（14）资本主义化地主需要银行家的钱才能保持财政稳定，而银行家在政府庇护下发财致富。沃尔波尔执政时，政府给予金融家丰厚的利息，并多次在议会击败减低利息的企图。
    英国的商人大多住在伦敦，在别的港口城市集中在布里斯托尔、利物浦和纽卡瑟尔。布里斯托尔的商人“大多经海路去西印度群岛种植园冒险。一个蜡烛店店主能运成捆丝袜去弗吉尼亚”。（15）很多商人上代是由国外移居英国的胡格诺教徒。他们只受过粗浅的教育，大多数商人的文化不超出在账房中获得的写算知识，“缺乏学识、优雅和理性”，“除最低限度经办企业的知识外基本上没有文化”。（16）在海外贸易中发财致富的商人在经济发展同时，愿意与地主通婚，收买破产地主土地。商人也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要求，丹尼尔·笛福的著作中可以听到他们的呼声。笛福认为，一个国家发展最核心的问题是发展贸易。“给我们贸易就是给我们一切”，“贸易是世界繁荣的生命”。对那些因门第自傲的贵族地主，笛福抱有极大的反感。他在著作中驳斥“关于门第的胡言乱语”，抨击那些看不起“平民”的“绅士”。笛福声称，“土地只是池塘，而商业才是泉水”。（17）
    由于当时社会尚未工业化，经营制造业的手工工场主是资产阶级中最为稚弱的部分，还没有成为一支有组织的力量提出自己独立的要求。制造业中，毛纺、炼铁、丝织和冶金是几个主要的部门，其中尤以羊毛纺织业最为重要。这个古老的行业一直很兴旺，直至十八世纪后期才有许多传单叹息毛纺业衰落。
    按照普拉姆分析，资产阶级的上层是金融家，他们控制英格兰银行和大特许公司，在财政上与政府有密切联系，在政治上支持政府，并称自己是辉格党人。对他们来说，辉格主义只意味着拥护汉诺威王朝，容忍不信国教者。生活习惯上他们与贵族没有多大区别。普通商人依其勤奋维持丰裕的生活，他们大多也是辉格党人，但对政府的支持是有限度的。（18）
    1711年，下院通过议会财产资格法案，规定被选为议员的人，乡村居民必须有年收入600镑以上的地产，城市居民必须有年收入500镑以上的地产。“一个人如果没有地产，在法律上就不能被选为下院议员”。（19）由资本主义化地主把持的国家政权执行的政策照顾到资产阶级利益，但并不希望资产阶级直接掌握政权。提出这一议案的议员在下院谈自己的意图，“禁止股票中产生出议员。如果没有这一提案，总有一天银行家会把所有地主全赶出下院”。（20）另一位议员反唇相讥，“公司和自治城市应向议会派出代表关心商业和制造业。这些行业虽然还很幼稚，但却用如此高的土地资格加以限制，将他们排斥在议会之外。为了保护地主的利益，我们的宪法很大程度上倾向于损害商业和制造业。”（21）法案实行的结果资产阶级在议会内的代表数有所减少。这段时期有金融业、工商业背景的议员比例占议员总数的八分之一以下。社会上流传的匿名小册子谴责选区议员代表的不合比例，要求给伦敦更多的代表名额，这是资产阶级要求改革选举制度的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