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英国1688年的光荣革命是资本主义化地主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完成的，而革命后的政权却主要掌握在前者手中。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当时总的政治趋势是“‘俸禄和官职’这些政治上的战利品留给大地主家庭，其条件是充分照顾金融的、工业的和商业的中等阶级的利益。而这些经济利益，在当时已经强大到足以决定国家的一般政策了”。（36）资本主义化地主在政治上处于优势地位，拥有丰富的政治经验，长期掌握政权。资产阶级此时尚依靠资本主义化地主控制的政权来照顾他们的经济利益。而后来，当资产阶级力量足够强大时，他们就公开与地主争夺政权，而不必假手他人。资产阶级在政府触犯其利益时，企图通过激烈的政治斗争影响国家的政策。十八世纪前期，商业资产阶级的发展是社会结构的重要变化。光荣革命后的六十年间，英国人口只增加了百分之十，商人数目却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三。（37）商人集团在征税和维护海外商业利益等问题上都表明了自己的要求。很明显，这时英国所有的经济事务中，商人的影响日益重要。有趣的是，在商业资产阶级维护自己利益的斗争中，同盟者却是旧地主。这一时期政府反对派的主体也正是这两种社会力量。政府在经济上也注意满足工商业资产阶级的要求，但要在资本主义化地主和工商业资产阶级之间作一选择，必定牺牲后者的利益。沃尔波尔曾说：“地主象羊，在默默无闻中提供大量羊毛；商人象猪，当你要动他时，他要大声叫唤惊吓了所有的邻居。”（38）金融资产阶级是资本主义化地主政府的依附物，在政府支持下从事经济活动，政治上处于保守地位，没有多少怨苦要诉。
    博林布罗克作为旧地主的典型代表，在他的反对派生涯中总是把旧地主和商人的利益联系在一起，这是因为他意识到可以利用商人对政府的不满来为他们的争权夺利效力。他在著作中攻击受政府庇护的金融资产阶级：“银行、东印度公司，总之金融利益，比其他臣民享有更多特权。这些机构建立的不幸后果显而易见。地主以及在海外贸易中致富的商人，在两次战争中肩负全部重担。而金融家，对国家无所贡献，用公众的灾难带来自己的复兴”。（39）旧地主在产业革命爆发后，受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冲击，逐步分化瓦解，不再是一股有影响的政治力量。
    旧地主和商人在反对政府的政治斗争中结盟是耐人寻味的。他们之间没有多少共同利益，主要还是相互为用。商人利用旧地主丰富的政治经验以及在议会和政府中的影响。而旧地主则看中商人人数多，与下层群众有广泛联系，在政治斗争中能发挥出巨大的能量。这一奇特的关系使两股以前曾相互为敌的力量在不同目的下反对同一个敌人。商人希望能促使政府更多考虑他们的经济利益，而旧地主却企图重建专制统治，恢复昔日特权，挽回经济上颓败的趋势。结果商人基本上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而旧地主却没能改善其地位。
    这一时期英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并没有从根本上阻碍英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只是给工商业发展开拓的道路还不够宽广。政府为金融资产阶级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银行家发行的公债数量之大超过以往任何时期。国债聚集了大量资金，除维持政府财政外，还可投资于任何有利可图的部门，成为以后产业革命不可缺少的资金来源。在这段时期，商业资产阶级也通过斗争获得了积极发展的广阔场所。当时，有人在给英国驻西班牙大使基纳的信中说到英国商人的情况：“商人与我以前知道的不同。以前他们只是伸手交付费用，而现在能在议会中听见他们的声音。现在我们都对他们俯首相迎。”（40）商业的跃增也有利于工业的起飞，海外贸易活动，包括贩卖黑奴以及其它一些非法贸易，提供了英国资本原始积累急切需要的资金。这一切都成为产业革命不久爆发的重要前提。仔细审视这一段历史，可以说十八世纪前期是英国经济腾飞前助跑的一段时期。
    注释：
    ①多萝西·乔治：《过渡中的英国》（伦敦，1953年）第10页。
    ②尼奥拉达·科威：《汉诺威时期的英国》（伦敦，1978年）第22页。
    ③格里高利·金：《两篇论文》（巴尔迪摩，1936年）第31页。
    ④G. E. 明盖依：《十八世纪英国土地社会》（伦敦，1963年）第107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第251页。
    ⑥J. H. 普拉姆：“罗伯特·沃尔波尔和诺福克耕作法”《英国历史评论》1952年第1期。
    ⑦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26-1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