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处于无权地位，但在经济上却富埒王侯。笛福在游记中称“富人”的主要指伦敦城里的金融和商业资产阶级，笛福称为“伟人”的则是掌握政权的资本主义化地主。金融资产阶级支持政府主要因为他们最大的贷款对象是政府。假如斯图亚特王朝一旦复辟，赖债将随之而来。而商业资产阶级，笛福的游记中称“我们的商人是真正的王公，更大更富，比一些贵族要有钱得多”。这些在“柜台后面”成为巨富的人与古老家族的衰落形成鲜明对比。（22）一些资产阶级化地主乐意与商人通婚。“商人有钱购买土地，而地主用自己的孩子与商人联姻”。（23）坦普尔记得与商人通婚的第一个贵族家庭纯粹是为了金钱。（24）有身份的贵胄家族为了金钱，商人为了改变社会地位和扩大政治影响而互相通婚。蓝血和金币的结合是经济发展的一种动力。商人能与贵族通婚是难得的荣耀。约翰·帕尔默曾夸口他“完成了世界上难以办到的两件事：发明邮政马车，娶一个公爵的女儿”。（25）贵族儿子与商人女儿通婚，借以获得一笔可观的嫁妆。伏尔泰寓居英国时，惊奇地发现贵族不仅同商人通婚联姻，而且还参加他们的事业，其后人往往进入商界谋生。“一个英国贵族的小儿子决不轻视商业。内阁大臣汤森子爵有个兄弟甘愿在伦敦商业区做商人，牛津勋爵的弟弟则在阿勒颇做代理商，并且不愿意回去死在那里”。（26）
    资本主义化地主在经济上时常要依靠银行家的帮助。大地主阿什伯姆与银行家豪惹就是这样的来往。豪惹办的以银瓶为标记的银行坐落在舰队街，是一片专为地主存款贷款的银行。阿什伯姆将闲置资金存入银行，由豪惹安排抵押，听其劝告购买股票，请他推荐管家。两人过从甚密，互致馈赠。资本主义化地主投资金融业的原因正如赫维勋爵1707年注意到的，“金融活动中得利比地产得利要好得多，土地在征税和付出管理费用后所获不超过地产价值的百分之三”。（27）
    基本依靠地租收入过活经济衰落的旧式地主，很少其它收入来源，甚至连自己地产上的矿藏都不开采。他们对金融业的迅速发展特别感到困惑。博林布罗克为此感叹道，“一种新利益，一种新财产，二十年前不曾知晓，现在增加到几乎与我们岛屿上土地相称的地步”。（28）对他们来说，金融业的专门术语，股票、国债等，好似一种新的怪异教派举行神秘仪式时唱出的令人迷惑的咒语。信贷制度似乎是一部恶魔般的机器从稀薄的空气中创造财富。
    战时，土地税是政府的一笔重要收入，每年有二百多万镑来源于此，重税使旧地主生活状况更为困窘。威廉·布罗姆利给詹姆斯·格雷厄姆写信说：“我以为所有乡村绅士都处在同样的压力和不安之中，所有人都不能忍受这些，付出四分之一的税就用光了我们收到的很少的钱”。1714年议会通过的法案承认，“最近进行的花费昂贵的长期战争主要由本国的地主承担，因此他们不得不大量借债，随着土地价值的降低他们贫穷了”。（29）旧地主对体现资本主义化地主和金融资产阶级利益的国家政权大为不满，托利党代言人、作家约拿撒·斯威夫特在《联盟者的行动》一书中呼出了他们的怨抑之声：“我们的国家用毁灭土地利益的办法，为增加一些家庭的财富和威严而战，使篡位者和股票商富起来”。对金融资产阶级加以抨击，“通过股票商的诡计和狡诈，产生了各种欺骗行为，各种粗野无文的行话，这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没有出现过”。（30）这里所指的土地利益主要是指以博林布罗克为代表的旧地主利益。
    财力拮据的旧地主也因土地资格法案在下院遭到排斥。他们攻击政敌的矛头主要指向拥有政权的资本主义化地主及其主要盟友金融资产阶级。原先担任议员的地主亨利·约翰丧失议席回到家乡后写给朋友奥瑞利的信中表达了他的苦闷，“现在用了二十年时间进行了一场欧洲从来未有过最昂贵的战争，这些沉重负担整个都压在地主头上。有地产的人不在陆海军服役，又不管理钱财。二十年前不知道的一种财产现在增长到与本岛上地主相等的地步。所有的这一切后果使地主越来越穷，精神沮丧。他们转向臭名昭著的农场主，改良地产，或担任公职，弥补减少的收入”。（31）他们与使用新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化地主在政治上取对立立场。当年成不好时，旧地主与政府的矛盾更趋激烈。1709年寒冬造成灾荒时，银行提高了给政府贷款的利息，使土地税由每镑收入交五先令，增至六先令。这更加剧了他们的痛苦。极端派托利党人在政治上倾向于这些地主。肯特郡是旧地主占优势的郡，地方治安法官绝大多数都支持极端派托利党人。极端派托利党人组成自己的集团--十月俱乐部，得名于他们习惯在议会旁的十月酒馆聚会饮酒。1709年旧地主对政府的不满在极端派托利党人教士亨利·萨切沃日尔的布道录中反映出来。1709年11月5日，萨切沃日尔在圣保罗教堂对伦敦市长布道，表达了旧地主的恐惧和怨恨。他声称“革命带来的后果是有害和不公正的”，“陛下的政府，在宗教和民政事务上，将导致宪法的毁灭”。（32）他告诫人们要“绝对无条件服从最高权力”，重申“任何借口的反抗都是非法的”。（33）此处所指的最高权力不是政府的权力，而是指企图复辟的斯图亚特王朝。
    在新旧地主冲突的同时，商业资产阶级也时常与资本主义化地主和金融资产阶级结盟的政府发生冲突。特别是在三十年代以后，这种矛盾越益激化，商人急切要求发展海外贸易，不择一切手段增加其财富，表现出积极向海外扩张的侵略性。而政府庇护资本主义化地主和金融资产阶级，采取和平保守的政策，企图把经济的负担主要转嫁到商人身上。这就构成了这一时期一系列政治冲突的核心。政府的反对派旧地主为扩大政治上的同盟者，在商人反政府的斗争中，也强调商人利益的重要性。正如英国历史学家指出，这是政治斗争的权宜之计。（34）商人与旧地主结盟反对资本主义化地主和金融资产阶级是十八世纪前期地主和资产阶级关系的主要脉络。博林布罗克在给反对派办的刊物《工匠》写的文章中，在为旧地主呼喊的同时，也为商业利益辩护。他反对大银行和大股份公司，提出，“所有特许公司对国家都有损害，他们削弱出口和航海，在他们进口的货物上自定价格。这给我们商业上的竞争者以很大便利”。（35）作为旧托利党领袖的博林布罗克竭力鼓吹维护商业资产阶级利益，是在反对资本主义化地主政权的共同事业中的两股不同方向力量的结合。类似的现象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其结果并未对旧地主有利，只是迫使新的统治者较多地代表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