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多渠道、多层次教育形式的形成 宋代童蒙教育从形式上来看,除了有专门为皇室、贵族子弟设立的宗学、诸王宫学、内小学等贵胄性质的学校和由中央朝廷设立并管辖的国立、地方小学以外,宋代还有大量的为普通百姓子弟设立的,包括私塾、义学(或义塾)、家塾、村塾、冬学在内的各种私学。据耐德翁的《都城纪胜》中的《三教外地》记载,当时的临安内外“有文武两学、宗学、京学、县学之外,其余乡校、家塾、舍馆、书会,每一里巷,须一二所。弦诵之声,往往相闻”[17](p202)。这些不同类型的学校不仅满足了官僚地主阶级子弟对文化教育的需要,从一定程度上也满足了普通百姓对文化教育的渴求。从而使宋代呈现出“自仁宗命郡县建学,而熙宁以来,其法浸备,学校之设遍天下,而海内文治彬彬”[18](p3604)的景象。 家庭教育作为宋代童蒙教育的主要形式之一,除了一些官宦世家聘请塾师在其家内设立的家塾教育家族子弟外,家传私学也是童蒙教育的重要途径。它由家长亲自担任教师,对子弟进行启蒙教育。如欧阳修“四岁而孤,母郑,守节自誓,亲诲之学,家贫,而以获画地学书。幼敏悟过人,读书辄成诵”[18](p10375)。苏轼“生十年,父洵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18](p10801)。此外理学家朱熹从11至14岁时,也是受业于家中的。 在一些世家大儒家庭中,还有以特色家学传授为主要内容的,如胡宏即“卒传其父(胡安国)之学”[18](p12922)。而吕祖谦,更是“本之于家庭,有中原文献之传”[18](p12872)。 中国古代肇端久远的家训教育,到宋代进一步得到发展,如司马光的《温公家训》和《居家杂仪》、袁采的《世范》、陆九韶的《居家正本制用篇》、陆游的《放翁家训》和赵鼎的《家训笔录》等为代表的家训,除了提出了家庭成员必须遵守的家庭法规外,还对家庭成员的日常起居及婚、丧、祭、冠等礼仪作了明确的规定。在家教内容上,主要通过家长对人生经验的总结,向家人尤其是儿孙们进行如读书、处世、择友、从师、勤俭持家以及爱国主义思想等方面的教育。 宋代童蒙教育除了通过学校和家庭这两个途径以外,以“宗约”、“义约”和讲史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教化也是童蒙教育的主要途径之一。 北宋仁宗庆历年间,范仲淹在苏州置良田十多顷,将每年所获供给自远族以下各房宗族衣食、婚嫁及丧葬之用,史称“义庄”。并亲自立下十三条“规矩”,成为宋代封建家族组织的典范。此后,许多官员竞相仿效,一时间赡族人,立规矩以管教、约束族人的义庄大盛,形成了宋代以家族教育为特色的社会教化系统。如饶州鄱阳县朱氏家族,每天由族长聚集子弟“训饬”,“久而成编”,内容包括父母、兄弟、宗族等。而家居抚州、累世义居的陆九渊陆氏家族,由一位最长者任“家长”,总管全家事。子弟有过,家长聚众“责而训之。不改,则挞之”。每日晨起,家长率子弟聚揖于厅,击鼓三叠,子弟一人高唱:“听,听,听!劳我以生天理定。若还懒惰必饥寒,莫到饥寒方怨命。虚空自有神明听。听,听,听!衣食生身天付定。酒肉贪多折人寿,经营太甚违天命。定,定,定!”[19](p48)族训、族规在利用宗法关系团结族人、教育族人的同时,对家族中的蒙童也有很大的教育作用。 宋代童蒙社会教化,最为有效的途径是当时流行于市井的讲史活动。据载:“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20](p5-6)据张政烺在《讲史与咏史诗》中的考证:“此云说古话即讲史,近人治小说史者,已多言之。惟讲史起源于儿童教育,则于此一段记载益可深切了解。云‘至说三国事,’则其所讲必不止三国可知。必敛钱聚坐而后听讲,疑当时讲史犹是巡回街头,逢场作戏,无一定之所。……以此推想,讲史初兴时,其情形或即如此。疑最初在街头讲史者,乃失业之塾师。惜关于此类记载缺乏,不足以证明也。”[17](p204)从这些记载和考证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宋代社会中以讲史为代表的市井文化活动,是通过人们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将文化知识、伦理道德等渗透到蒙童的思想意识中,从而起到对儿童进行教育的作用。 三“学而优则仕”色彩浓厚,为科举制度服务的目的更加明确 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因此,“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在春秋战国一经提出,便被广大知识分子所普遍认同,进而形成传统。这一传统随着科举制度的确立和发展,到宋代被进一步渗透到了童蒙教育中。科举制度对童蒙教育的影响越来越大,整个社会几乎完全被笼罩在科举的气氛当中。当时,社会上出现了许多《劝学诗》、《劝学文》和《劝学歌》,其中最有影响的应数宋真宗为了鼓励士人读书,以举业为目标,亲自写的一首《劝学诗》。诗云: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 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 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 出门莫恨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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