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建国初期的“一边倒”战略占有重要地位，它曾经给中国的外交、国内的政治、经济生活带来过不容忽视的影响。因此，如何认识、评价这一战略成为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在讨论中，有两种倾向：或完全否定这个战略，认为它断送了中国与西方国家建交的机会，导致闭关自守；或把这一战略说成十全十美。客观地考察“一边倒”战略的实践过程，不难发现这一战略的实施有其合理性，同时也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
    一、“一边倒”战略是当时比较合理的选择
    “一边倒”是新中国在冷战时期处理同两个超级大国关系的第一个战略选择。其结果是，在东西方冷战中，新中国同苏联结成同盟。可以说，“一边倒”外交战略奠定了大约10年中国外交的基本格局，确定了这个时期她在东西方冷战中的地位与作用。从理论上讲，“一边倒”并不是必然的对外战略选择，新中国至少可以选择三种对外战略，来处理同苏联和美国的关系，即：同美国友好，与苏联疏远；在美苏之间保持中立；同苏联结盟，联苏抗美。最终导致中国选择向苏“一边倒”战略并不是仓促行事，其因素也决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方面的。它和当时中国的综合国力、美苏对中国革命的态度以及决策者的主观认识等因素是不可分的。
    中国长期处于半殖民地状态，又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和战后多年的内战，这使得此时的中国国力很弱，其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增强国力和捍卫国家安全，都有赖于外部大国强有力的政治经济乃至军事上的支持和帮助。因此，建国初期，采取正确的外交战略，确定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是关系到新中国能否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大问题。
    然而，冷战给中国的对外战略选择提出了艰巨的课题。在此之前，中国共产党对美国所怀有的良好愿望和接受赫尔利、马歇尔的调解，都有着中苏美自战时建立起来的合作关系这一国际背景。在这种情况下，不仅赫、马的使华直接得到了苏军的配合与支持，而且友苏也是中共七大确定的一项基本方针。因此，当时不存在友苏必仇美或友美必仇苏这种非此即彼的选择。但是美苏转向对抗，成为敌手，中国共产党能否在美苏间活动自如呢？毫无疑问，外交战略应该首先服务于内政的需要。
    冷战开始时，正值马歇尔以较公允的立场在华从事国共调处，中国共产党也正努力争取使美国保持中立。针对美苏转向对抗的形势，中国共产党开始无意表明立场，而是独立自主地奉行同两方都友好的政策。当时周恩来特别向马歇尔表示：只要美国能够履行杜鲁门在1945年12月发表的对华政策声明中关于中国应该停止武装冲突、结束一党专政和美国决不会以军事干涉去影响中国的内政过程的诺言，中共希望一个实现了和平与民主的中国不仅可以与美国建立友好的关系，而且可以成为美苏之间的桥梁，缓和他们在亚洲的冲突，从而有助于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合作。〔1〕即使在1946年6月下旬中共对美态度转向强硬时，6月25 日《解放日报》发表《要求美国改变政策》的社论，也仍然重申“中国人民爱好和平，……既不反苏，也不反美”的立场。
    但是，中国共产党能否在美苏对抗中保持中立，并不主要取决于自己的意愿，关键还在于美苏的态度。从1946年6 月底中共因为美国国务院向国会提出10年军事援蒋法案而对美采取强硬态度，到1947年9 月底欧洲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成立的这一年多时间里，中共中央虽然主张联合美国人民和受到美国侵略威胁的国家的人民，结成世界规模的统一战线，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但是，中国共产党并不认为政治力量的实际格局就是二分世界。相反，毛泽东在1946年8 月接见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时提出了“中间地带”理论，采取了三分世界的方法。毛泽东指出：“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2〕
    根据这一理论，社会主义的苏联和非社会主义的“中间地带”国家虽同属民主势力，但由于苏联国内早已没有了反民主势力，因而没有内部的民主斗争。直接的民主与反民主的斗争则充满了苏联之外的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显然，“中间地带”国家是一支直接站在反帝斗争前线的独立的民主势力，它与社会主义的苏联是一种相互同情、相互声援的关系，而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直到1947年9 月底日丹诺夫在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成立大会上提出世界已经分裂成为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民主阵营的理论后，中国共产党才完全放弃“中间地带”的理论，接受了“两大阵营”理论。1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会议上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首次以“帝国主义阵营”和“全世界反帝国主义阵营”〔2〕来划分世界力量的格局， 也首次使用了“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阵营”这一概念。毫无疑问，正在进行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的中国人民也属于苏联阵营。这样，中国共产党从关于“中间地带”理论的三分世界法过渡到了基于“两大阵营”理论的二分世界法，从而在理论上否定了中立的可能性。此后，为了进一步密切同苏联的关系，中共中央多次强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重要性，批判了在美苏之间保持中立的想法。
    1948年6月28日， 铁托领导下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因为坚持独立自主的道路，敢于同斯大林顶撞而被开除出共产党情报局。对此，中共中央随即作出了《关于南共问题的决议》，表示完全同意情报局对南共的处理办法。11月，毛泽东为庆祝十月革命31周年而撰写的《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一文，公开批评了在美苏之间走“中间道路”即“第三条道路”的主张，还特别强调苏共对于中国革命的积极影响：“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中国共产党就是依照苏联共产党的榜样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一个党。”〔2〕同年， 刘少奇也发表《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一文，认为在两大阵营尖锐对立的情况下，“人们不站在这一边，就要站在那一边，……不站在这一边，又不站在那一边，而实行中立，则是不可能的。”〔3〕
    但在实践上，中国共产党放弃中立立场经历了一个渐进过程。中共深知美国在华既存的巨大影响，如果能够通过外交途径制止美国武装干涉中国革命，促使美国政府抛弃国民党政权，承认新中国，那将极大地有利于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因此，中共中央除了从最坏的角度对美国可能的军事干涉和外交上的不承认预筹对策外，也曾采取灵活、积极的姿态，同原美国驻华外交官进行了试探性的接触。这样做也是由于当时苏联对建立新中国的态度并不十分明朗。表现在：第一，1949年1月8日，国民党政府请求苏美英法调停国共内战，企图借此获得喘息机会。对此，苏联政府本想采取有弹性的政策，只是由于中共中央的反对才作罢。李宗仁任代总统后，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又同李达成了调停国共内战的三项条件，实际上是支持李的“划江而治”计划；第二，2月初， 斯大林虽然派米高扬来华同中共中央领导人会谈，但与此同时，罗申随同国民党政府南迁到了广州。并同国民党政权就“延长合办中苏航空公司协定”开始谈判，罗申也继续留在广州，直到5月底。对此中共是不满意的； 第三，在解放军渡江前夕，斯大林还劝中共就此止步，以免引起美国出兵干涉。苏联政府的上述弹性政策，无疑对中共1949年4月底到6月间寻求同美国建交的可能性起了促进作用。
    但是，对于中共寻求建交表示，美国未作出积极反应。中共占领南京后，司徒雷登奉行的只是“尘埃落定”的方针。当时，美国最高当局无意在承认问题上立即采取主动步骤。这时，中共当然不可能去企求美国的承认，更不会以牺牲中苏关系为代价去等待美国的“尘埃落定”。在美国政府没有给中共选择余地的情况下，中共和苏共之间的关系有了新的发展。虽然苏联在1949年1月到5月间的对华政策富有弹性，但在中国革命的胜利成为既成事实的情况下，苏联最终还是采取了承认现实的立场。5月30日，罗申离开广州回国， 标志着苏联完全放弃了对国民党残余政权的支持和利用，弹性政策遂告终结。6月下旬， 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又秘密访苏，同斯大林及联共其他领导人举行五次会谈。中方通报了新中国开国的准备工作以及内外政策。斯大林对苏共与中共接触过程中的“失误”表示了歉意，并表示新中国成立之后，苏联将“立刻承认”并给予援助。〔4〕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明确宣布了“一边倒”。〔2〕至此， 向苏联“一边倒”，就被中国领导人视为当时最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战略选择。首先，由于中共领导已经视美国为新中国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新中国在成立之后联合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对抗美国就自然成了其优先考虑的对外战略选择。担心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对新中国进行武装干涉，决定了新中国同社会主义国家联合的必要性。其次，由于共同的意识形态纽带，中国共产党一直把自己领导的中国革命视为以苏联为中心的国际共运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在战后初期，由于苏联的特殊地位以及东西方之间的紧张对抗，承认苏联在国际共运中的领导地位，是世界上几乎所有共产党包括执政的共产党所奉行的政治路线。中共提出的“一边倒”正是这种政策的自然结果和表现。
    总之，“一边倒”是中国领导人根据当时主客观条件作出的比较合理的战略选择。但它不是象有些论著所述是一贯的政策，而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而逐步确立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