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边倒”战略的局限性及其后遗症
    合理并不等于完美，“一边倒”战略也是如此，它不仅有很大的局限性和弱点，也给后来中国的对外战略选择留下了后遗症。
    （一）由于“一边倒”首先考虑的是意识形态因素，极大地限制了在同各国建立正常关系问题上的选择范围。以至在开展经贸合作和科技文化交流方面，走不出狭小的集团小天地，影响了国内经济建设。虽然我们也强调愿同一切国家建立正常关系，但在实践中却把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区别对待。一方面，我们将同一阵营的国家作为天然盟友，在建国后极短的时间内很快建交，这期间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共有18个；另一方面，对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则不抱多大希望，如对美国等国家，就一再宣称晚建交比早建交好。〔2 〕对它们很少主动地做一些必要的争取工作。在第一次建交高潮后一直到1954年10月，无一建树。当时，我们与之有经贸往来、文化交流的主要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这些国家也的确给予了我们多方面的援助，对新中国经济建设有着举足轻重作用的156项工程，就是由此奠基的。但是，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大国来说，要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仅与这些国家往来，显然是远远不够的。
    （二）“一边倒”影响了独立自主原则的真正实现。当一个实力不足的国家面对现实的威胁和急迫的经济需要作出与一个强国结盟的选择，那它就不可能完全不受这个国家的影响和制约。特别是由于苏联坚持大国沙文主义，不断损害中国权益，与我国独立自主原则发生了严重冲突。早在“一边倒”刚开始实施时，由于苏联在诸如中长路管理、合办股份公司、非贸易支付清算办法等问题上，不能平等地对待中共，双方很快出现矛盾。〔5〕但更大的冲突， 还是缘起于苏联大国沙文主义恶性膨胀，在一系列问题上企图控制中国，比如1958年苏方提出，由两国合资在中国境内建设长波电台，双方共同管理，共同所有。对此，毛泽东指出“这个无线电中心的投资，应当由中国方面负担，……技术方面，请苏联同志帮助，所需设备，均应作价由我们付款。建成后可以共同使用”。〔2〕显然，中方所坚持的电台费用全部由中方承担的意见， 绝不仅仅是资金的问题，而是着眼于电台的所有权，也就是国家主权的问题。随后，苏方又建议利用中国沿海良好的地理条件建立共同的核潜艇舰队。这个问题同样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他反问苏方，“首先要明确方针：是我们办，你们帮助，还是只能合办，不合办你们就不给帮助，就是你们强迫我们合办？”〔2〕经过反复思索， 毛泽东表示“现在我们决定不搞核潜艇了，撤回我们的请求”，“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尤其“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一万年不要援助”〔2 〕这句话表明中国在原则问题上是没有任何商量余地的，是绝对不可以拿援助来作交易的。在中方的抵制下，苏方虽收回了成命，但这无疑加深了双方的矛盾和冲突。事实证明，“一边倒”虽然没有动摇中共坚持独立自主的决心，却因为中共坚持独立自主而惹恼了苏联。在这种情况下“一边倒”必然难以为继。
    （三）5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客观历史条件的深刻变化，“一边倒”赖以存在的基础受到动摇，确定新的对外战略，寻求建立一种更符合客观现实需要的平等的新型国家关系势在必行。然而实行“一边倒”战略的后遗症立刻表现出来，党的领导人很难跳出以意识形态定亲疏这个思维模式。在同苏联的关系上，由对其领导人某些错误做法的批评和抵制，进一步断定苏联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因而在国际斗争和国内政策上提出了反修防修的战略任务。由于实行“一边倒”，中美关系始终处于对立状态，此时，即使中国想超脱于以美苏为首的东西方冷战之外也已不可能，由于美国对所谓“中国威胁”的认识，美国政府没有因为中苏分裂而改变对华政策，而是继续推行敌视中国的政策。中国陷入两条线战略即既反帝又反修的误区。这对中国对外关系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60年代，美苏间的冷战采取了相对温和的方式，而中苏、中美关系却在恶化。在中国问题上，两个超级大国形成了某些共识，在一些领域导致了美苏联手对付中国的局面。〔6 〕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处于十分孤立的地位。
    三、结论
    对一个国家来说，任何一种对外战略都不可能尽善尽美，总是既有利也有弊。而且一国的对外战略也不能是一成不变的，国际环境和国家本身都在不断发生着变化，对外战略不可避免地要符合这种变化。“一边倒”战略是建国初期特定条件下的产物。从上述“一边倒”战略抉择的历史事实中，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值得吸取的经验教训：
    第一，无论社会制度相同与否，国家间的合作必须是平等互利的。实践证明，不仅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存在深刻的矛盾和冲突，同一阵营的国家也同样存在着矛盾和冲突。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各国由于思想基础和奋斗目标一致，一些人常常更“容易在相互关系中忽略平等原则”，犯大国沙文主义错误。〔7 〕毛泽东曾经指出：“不要设想共产党之间就没有皮扯。……矛盾是经常有的，有矛盾就有斗争。 ”〔2〕他总结中苏合作的经验指出：“我们在合作方面得到一条经验：无论是人与人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必须是互利的，而不能使任何一方受到损害。如果任何一方受到损害，合作就不能维持下去。”〔2〕因此， 无论在与社会制度相同还是相异国家的相互关系中，都有一个如何贯彻平等原则，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
    第二，要将国家关系同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区分开，每一个民族都有长处，不论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相同与不同，相互间除矛盾冲突一面外，大都还有共同点，可以和平共处。只要双方求同存异，就有可能建立正常关系，开展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各国人民有权选择自己的社会道路，对各自的选择应相互尊重，尤其不能使两种制度的国家“搞成铁板两块，互不来往，互相攻击”。〔8〕否则，只会加剧双方对立， 既不利于世界和平，也不利于维护各自的民族独立和国家利益，“一边倒”时期的中美关系即是明证。
    第三，在国际舞台上，实力至上。“一边倒”的战略选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的综合国力，当时中国没有实现中立和不结盟的实力。只有当综合国力有了较大的提高、增强了在世界舞台上的自信心后，中国才可能提出在两个超级大国中间奉行中立、不结盟的“独立自主”外交战略，从而使自己超脱于冷战之外。增强综合国力，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应当是中国提高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之根本途径。世纪之交的国际社会出现了许多新问题和新特点，中国政府正不断调整其外交战略以适应新形势，但是，建国初期采取“一边倒”战略所得到的经验教训，对我国当今及未来的外交战略抉择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收稿日期：1999-05-07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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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毛泽东。毛泽东外交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59.65.72.93.265.317.322.328-330.282.167.
    〔3〕解放社。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M〕。北京：新华书店， 1949.33-34.
    〔4〕裴坚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9-15.
    〔5〕韩念龙。当代中国外交〔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30-31.
    〔6〕刘山，薛君度。中国外交新论〔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10.
    〔7〕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1956年10月30日宣言的声明〔Z〕。
    〔8〕周恩来。 周恩来外交文选〔M 〕。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0.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