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认为：“从宏观上考察，宋代地域文化大致可以分为四个区域：北方地区、东南地区、四川地区、中南地区。从层次高低来看，前三者基本属文化发达地区，中南地区则属文化落后地区。”（注：程民生：《略论宋代地域文化》，《历史研究》1995年第1期。）很明显，宋代地域文化中，三个文化发达地区，南方占其二。不过，作者在这里论述的主要是北宋时的情况。其原因是由于北宋京都位于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东京、西京等成为当时中原地区文化发达的集中地。然至南宋时，这种情况则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不仅中原地区由于金兵的占领使文化的发展遭受到了极大的破坏而衰落，随之成为传统文化分布的荒漠，而且长江流域东南、四川两个原有的文化发达地区的文化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至于荆楚两湖地区也较快地恢复为当时的文化发达地区。尤其是以江浙为代表的江南地区，像历史上所有的京师及其周围地区一样，是当时全国的文化中心，人文荟萃之地。无论是文化人的数量、文化素质、文化品位，还是文化活动、文化设施、文化教育等，都是名列前茅的，代表着宋金时期文化发展的高度和繁荣。正如宋人所说：“古者江南不能与中土等。宋受天命，然后七闽、二浙与江之东西，冠带诗书，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注：洪迈：《容斋四笔》卷5，《饶州风俗》。）可见，从宋代开始，我国东南部地区包括江浙、江西、福建等地的文化迅速发展起来。其主要表现与特点是：
    其一，学校教育兴旺发达，其总体发展水平明显地高于其他地区，同时具有明显的示范与表率作用。当时江南不仅设置有众多的书院，而且普及型的私塾难以计数。据曹松叶先生统计，宋代共建书院203所，其中北宋建47所，约占总数的23%，南宋建达156所，约占总数的77%（注：曹松叶：《宋元明清书院概况》，《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第10集，第111页。）。另据统计，宋代书院“最高为397所，其中北宋约占22%。南宋约占78%”（注：喻本伐、熊贤君：《中国教育发展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9页。）。不论以上述哪种统计数字为根据，虽然其具体数据出入较大，但北宋与南宋的书院之比大体皆为2:8。而且，即使是北宋时所建的书院，其中绝大部分也是分布在东南地区。从分布地域看，长江流域、珠江流域、黄河流域分别约占75%、21.5%和3.5%。至于南宋时期所设的书院，则几乎全部分布在长江流域中下游的江浙、闽赣、荆湘等地区。当时，江西、浙江、福建、湖南、安徽等省最为发达。如白鹿洞、岳麓、石鼓、茅山、紫阳、考亭等著名书院，都分布在长江流域中下游的东南地区。在这些书院中，不仅有著名的鸿学硕儒主持教学，收徒授业，而且书院规模大，学舍多，求学者众，有的甚至达千余人，许多籍贯属北方的人也到江南求学。如临海人徐中行，“晚年教授远近，来学者肩摩袂属”。桐庐人倪天隐，“晚年主桐庐讲席，弟子千人”（注：《宋元学案》卷1，《安定学案》。）。江山人徐存，晚年“隐居教授，学者称为逸平先生，从学者至千余人”（注：《宋元学案》卷25，《龟山学案》。）。乐清王十朋，“聚徒梅溪，受业者以百数”（注：《宋元学案》卷44，《赵张诸儒学案》。）。类似例子，在《宋元学案》中，仅浙江就有20多处。朱熹曾指出：“惟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无所于学，往往相与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讲习之所，而为政者乃或就而褒表之，若此山，若岳麓，若白鹿洞之类是也。”（注：朱熹：《朱文公文集》卷79，《衡州石鼓书院记》。）名师巨儒在书院讲学，为书院树立了威信，扩大了影响，促进了书院的发展。
    至于各地兴办的私塾学校，更是不计其数。《都城纪胜·三都外地》记载：临安府“都城内外，自有文武两学，宗学、京学、县学之外，其余乡校、家塾、舍馆、书会，每一里巷须一二所，弦诵之声，往往相闻”。湖州“宋自宝元间，滕宗谅为守，首建学校，时安定胡瑗为教授，讲明体用之学，东南文物之盛，以湖为首称”（注：万历《湖州府志》卷5，《风俗》。）。吴郡等地“虽濒海裔夷之邦，执耒垂髫之子，孰不抱籍缀辞以干荣禄，褒然而赴诏者，不知其几万数”（注：范成大：《吴郡志》卷4，《学校》引《朱长文记》。）。安徽歙县境内“远山深居，居民之处，莫不有师有学”，“虽穷乡僻壤，亦闻读书声”。福建“福州之学，在东南为最盛，弟子员常数百人”（注：朱熹：《朱文公文集》卷80，《福州州学经史阁记》。）；甚至有“城里人家半读书”之称（注：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40，《土俗类二·岁时·入学》。）。其兴化军有“三家两书堂”之誉（注：《莆阳比事》卷1。）；南剑州“家乐教子，五步一塾，十步一庠，朝诵暮弦，洋洋盈耳”（注：《舆地纪胜》卷133，《南剑州》。）；邵武军“所至村落皆聚徒教授”（注：《舆地纪胜》卷134，《邵武军》。）。这些地方私塾分布密度如此之大，足见学校教育之发达，文化教育之普及。
    其二，人口的综合素质明显地高于其他地区。当时，东南一带，不仅平民百姓的文化素质普遍有较大提高，而且各类人才的数质量与分布密度等在宋金疆域内名列前茅。据统计，宋金时期，南北方的人口比例大致分别为65%和35%（注：参见葛剑雄《宋代人口新证》，《历史研究》1993年第6期。）。其平均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分别约为33人和61人。崇宁等年间，江浙一带部分地区的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甚至超过了100人。南宋初年，成都府路、梓州路、江南西路、两浙路、江南东路、福建路、荆湖南路的人口分布密度依次最大，每平方公里口数分别为58人至23人不等，普遍高于北方各地与南方两广、云贵等周边地区三至数十倍（注：参见梁方仲编《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64页。）。正可谓“建炎以后，江浙湖湘闽广，西北流寓之人遍满”（注：庄季裕：《鸡肋编》卷上。）；“四方之民，云集二浙，百倍常时”（注：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8，绍兴十八年十二月己巳。）。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这些地区人口素质普遍有所提高，各类人才济济，其数质量明显地高于其他地区。南宋初年，江浙地区的“平江、常、润、湖、杭、明、越，号为士大夫渊薮，天下贤俊，多避地于此”（注：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0，建炎三年二月庚午。）；陈亮、黄榦就曾分别指出：今之“公卿将相，大抵多江浙闽蜀之人”（注：《宋史》卷436，《陈亮传》。）；“江西素号人物渊薮”（注：《勉斋集》卷6，《复江西漕杨通老揖》。）。在湖南，则如洪迈所说：“西北士大夫遭靖康之难，多挈家南寓武陵。”（注：洪迈：《夷坚三志·辛志》卷4，《武陵布龙帐》。）叶适也曾载道：“今吴越闽蜀，家能著书，人知挟册”（注：《水心文集》卷9，《汉阳军新修学记》。）。这虽然是夸大之词，但也道出了当地的一种文化氛围。史载：福建百姓“多问学，喜讲诵，好为文辞，登科第者尤多”（注：《宋史》卷89，《地理志》。）。书香门第自不必言，普通百姓也多注重提高文化修养；“虽闾阎贱品，处力役之际，吟咏不辍”（注：《文献通考》卷318，《舆地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