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有品味的学术文化水平高，学者如林，大家辈出。例如，宋金时期至今在学界仍赫赫有名的思想大家、文化名人约90%左右皆为南方人。众所周知，儒学方面，江西的学者有很大的成就。北宋前期，李觏为理学形成时期的大师；后有王安石，创建“临川新学”；南宋有陆九渊兄弟，为一代“心学”之宗。他们各领一代风骚，在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同时，在江浙地区，也有“婺州学派”、“永康学派”和“永嘉学派”的思想代表吕祖谦、陈亮和叶适等。至于闽学宗师、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更是一代学界领袖。他不仅培养了如黄榦、蔡元定、陈淳、魏了翁等一大批名儒，而且被誉为“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可谓“道德文章，照耀千古”。（注：《朱子全书·康熙序》。）。在文学史上，宋人认为：“江西自欧阳子（修）以古文起于庐陵，遂为一代冠冕，后来者，莫能与之抗。其次莫如曾子固（巩）、王介甫（安石），皆出欧门，亦皆江西人。……朱文公谓江西文章如欧永叔、王介甫、曾子固，做得如此好，亦知其皓皓不可尚已。至于诗，则山谷（黄庭坚）倡之，自为一家，并不蹈古人町畦。”（注：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3，《江西诗人》。）唐宋八大家中，江西占了三位，黄庭坚则以诗享誉古今。
    其四，代表儒学正统、中心地位和反映其思想学术文化的时代发展方向的众多学派也多分布在江南。两宋时，可谓中国文化、学术史上的第二次百家争鸣时期。在学术思想领域，随着地域文化的发展，宋代儒学摆脱了官方一统的局面，由分散于各地的思想家自由阐发，各树一帜，因不同的地域界限分别形成各自的学说。“各自论说，不相统摄……学脉旁分，攀缘日众，驱除异己，务定一尊”（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经部总叙》。）。不同的学脉，源自于不同的地域，又发展成为以地域为名的学派，一时间，儒学的天空群星闪烁，形成了地域性的多元化。如濂学、闽学、蜀学、临川学、婺州学、永康学、永嘉学等，都是当时南方相当有影响的一些有代表性的地域学派。相比较而言，北方中原地区只分布有关学、洛学，且主要是在北宋时期于学坛上具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这一现象至少表明：一方面是人们地域文化意识的加强，强调了文化的地域性与原来一统天下的官方哲学相对称的地方性。自先秦以来，儒学唯有宋代有此地域派别。明清时虽也以地域分派，但不如宋代表现明显。“明儒派别尚少，宋元儒则自安定、泰山诸先生以及濂、洛、关、闽相继而起者，子目不知凡几”（注：《宋元学案·条例》，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页。）。宋代儒学的地域化及地域特色，可谓宋代传统文化在地域上的集中表现，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奇观。另一方面是地域文化的重点分布发生了变化。据《宋史》统计，当时道学、儒林传人物分布，在北宋时，其重心在北方，以西京、东京最为发达；南宋时转入福建、江浙。以道学（今人多称为“理学”）文化而论，这一转折实际上是地域文化的一次迁移与扩散，即由洛学发展、演变而成闽学。转变的具体过程即杨时南渡传播洛学于福建，至朱熹得到继承发展，且逐渐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占据于主导地位。从宋代儒学的发展历史看，道学主要“开创于洛阳，说明了儒学在北方的实力；集大成于福建，说明了南方儒学的超越”（注：程民生：《略论宋代地域文化》，《历史研究》1995年第1期。）。反映了南方、尤其是福建思想文化的发展及其在当时学术上的统治地位。
    其五，在科举取士方面，江南占有明显的优势。科举取士，考试的是封建文化的主体内容。因此，各地的科举状况、录取人数，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反映当地的文化水准与特点以及教育状况。宋初，进士科是科举的主要形式，其录取人数，在地域上的显著特点是西北少，东南多。欧阳修言：“每次科场，东南进士得多，西北进士得少。”（注：《历代名臣奏议》卷165。）富弼亦言：“近年数榜以来，放及第者，如河北、河东、陕西此三路之人，所得绝少。”（注：《历代名臣奏议》卷164。）苏轼在上神宗书中指出：“昔者以诗赋取士，今陛下以经术用人，名虽不同，然皆以文词耳。考其所得，多吴、楚、闽、蜀之人。至于京东、西，河北，河东，陕西五路，盖自古豪杰之场”，而今“得人常少”（注：《苏轼文集》卷26，《徐州上皇帝书》。）。南多北少这一地域布局，至南宋时表现更甚。
    其六，在人才数质量的分布比例上，自北宋至南宋时期，北方是由多变少，南方是由少变多，且占有绝对的主体地位。宋代南方教育事业的发达，造就了大批的人才。湖学“当其盛时，学者不可胜录”（注：《宋文鉴》卷83，顾临：《湖学田记》。）。从北宋后期开始，江南人材激剧增多，以致在南宋时不论是文臣武将，还是文人学士，都占据了其绝大部分比例。历史上，作为文化兴衰的一个重要尺度--人才，其分布状况，既是经济发展的标志之一，又是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从人才的分布状况来看，从先秦至宋，也有一个不断从北向南转移的过程；自南宋时起，江浙已成为我国人文的渊薮，其文化的发达盛况与济济人才，可谓宋之邹鲁。永嘉（今浙江温州）“自元祐（1086-1094年）以来，士风浸盛。……涵养停蓄，波澜日肆。至建炎绍兴（1127-1162）间，异才辈出，往往甲于东南”（注：王十朋：《梅溪先生后集》卷29，《何提刑墓志铭》。）。
    如果把在正史中有列传的人物算作人才的话，据正史列传中有籍贯可考的人物（包括官僚政客、文人学士、民族英雄以及在军事、经济、科学等方面有突出建树者）统计，其分布状况在地域上表现为：西周时期，属关中者占绝对优势；西汉时期，则因刘邦出身于“沛丰邑中阳里”（沛，今属江苏。汉沛郡地辖区今多属安徽），故变为皖北、河南居多；东汉时，又因刘秀是南阳人，故河南人才数占第一；唐立国后，所属人才籍贯依次为关中、河东居多。因此，中国古代有“山东出相，山西出将”的谚语。直至北宋时期，还是河南人才数居全国之冠。南宋政治中心南移以后，江南浙、赣籍的人才逐渐占有明显的优势；明清时期，江浙成为人文荟萃之所，始终是我国人才密布的重心地区，直至近现代，仍是如此。其中以宰相为例，历代宰相中隋以前只有极少数人籍贯属南方，包括政治中心在南方的东吴、东晋等朝的宰相也是如此。据《唐宰相世系表》载，唐宰相累计有369人，其世族籍贯有90%属于北方。北宋中叶以后，南方任宰相者渐多。据统计，宋代共有宰相134人，北宋72人，南宋62人。南、北方地区分别以浙江、河南为代表，河南共有21人作过宰相，北宋18人，南宋3人；浙江先后有24人任过宰相，北宋4人，南宋20人（注：《新唐书》卷61-63，《唐宰相世系表》；《宋史》卷210-214，《宰铺》；《明史》卷190-110，《宰相年表》；见陈正祥著《中国文化地理》，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22页。）。这种具有代表性人物籍贯分布的改变，是经济、文化中心迁移的最好证明，具有典型的代表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