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 月英国军舰在长江上同中国人民解放军发生军事冲突以后，英国对华政策陷于困境。这一方面是因为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失败已是铁定的事实，而此时英国军舰“紫石英号”被扣在镇江附近，英国方面同解放军的谈判出现僵局，“长江事件”使英国又一次成为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首要目标；另一方面，人民解放军兵临上海，国共之间的一场恶战在所难免，由于英国在华利益主要集中于上海，维持英国在那里的商贸利益至关重要。因此，加强同中共政权的联系，缓和因“紫石英号”事件而造成的英国与中共的军事对立遂成为英国对华政策中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在此背景下，英国政府在对待中共政权态度等问题上发生了一系列变化。
    “紫石英号”事件和英国对华“中立”政策的放弃
    二战结束以后，由于国共冲突不断加剧，英国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在华经济利益和维持香港地位，采取的是一种谨慎的对华“中立”政策。尤其是从1946年夏国共内战爆发以后，英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南京国民政府实施了禁运军火的政策。同年10月13日，英国外相贝文（E. Bevin）在巴黎同美国前国务卿伯恩斯（Byrnes）讨论后，致电首相艾德礼（C. Attlee）， 建议英国政府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对南京国民政府实施军火禁运。在这段时间内，英国拒绝了南京国民政府购买枪炮子弹、舰炮、飞机机架等请求。[1]英国外交部官员基臣（Kitson ）宣称：“英国政府的政策将是不鼓励中国现时的内战。为了这一目标，只要内战还在持续，我们就不向中国出口任何战争物资。”[2]
    1949年初，国民党政府的失败已成定局，南京政府试图由国际社会出面调停国共战争。1月8日，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吴铁城分别照会美、英、苏、法四国政府，希望通过四国政府的调解，“开始与中共谈判”，以求达恢复和平。[3]（P935）但英国政府拒绝调停。 英国政府在给南京政府的复照中声称：“对目前阶段的战事进行干涉，除了违反莫斯科宣言外，只会使事情更加混乱，因此，英国政府抱歉地决定拒绝干涉。”照会表示，一俟中国恢复和平进行重建时，英国则将“尽力协助”。[4]（P773）
    英国之所以采取这样一种政策，主要是不愿意陷入中国的内战中去，避免给日后英国在华利益造成不利的影响。正如英国贸易部官员胡柏（H.O.Hooper）在1947年8月7日发表的备忘录中所强调的那样，英国只有在“稳定而和平的中国”这种条件下才会全力发展对华贸易。[5] （P299）也就是说，英国希望同有能力控制中国的政府发展关系。英国政府和朝野各界已经看到了中国共产党胜利的必然性以及国民党失败的不可避免性，因此，最大限度地保持英国在华利益是其对华政策的核心。英国驻华公使蓝来讷（Sir Lionel H.Lamb ）认为：“最终由共产党统治全中国已经无法阻挡。”[6]12月13日， 英国内阁专门开会讨论中国问题，决定了“不退出中国”（keep a foot in the door in China）的政策，指示英国驻华外交机构与侨民“应努力留在原地，与共产党建立事实上的联系，并寻求在中国继续进行贸易的可能性”。[7]1949 年4月20－21 日在长江上发生的英国军舰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冲突使英国的“中立”努力前功尽弃。“紫石英号”事件的发生让英国政府丢尽脸面，一方面迫使人们产生“英国依然是一个没有改邪归正的殖民大国”的印象，另一方面有使英国陷入国共军事冲突中而不可自拔的危险。所幸的是，由于中共当局和艾德礼政府的理智与冷静，未使事件进一步扩大，双方均认为这是偶发性的意外事件。（注：有关英国军舰同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长江上发生的军事冲突，可参见陈谦平：“论‘紫石英号’事件”，《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不过， “紫石英号”事件给英国对华政策带来的影是多方位的。其中最为明显的是迫使英国政府放弃“中立”政策，而同中共当局进行接触、谈判，继而发展为对中共“事实上”的承认。
    承认问题的提出--英国对中共政策的转变
    早在1949年5月上旬，英国政府就在考虑对中共政权的承认问题。此时英国与中共之间的难题--“紫石英号”事件尚在谈判之中；而中国人民解放军兵临上海，则使英国政府更为担心。上海是东方最大的经济中心，特别对英国来讲，那里是英国商人的投资重心和英国侨民的聚集地。英国在1948年底曾制定过由英国皇家海军保护上海英国侨民的计划，即在情况紧急的时候让他们乘坐英国军舰离开。但“紫石英号”事件导致外国军舰从上海撤退，迫使英国重新考虑对策。
    5月7日，英国驻上海总领事厄克特（Urguhart）致电英国驻南京大使施谛文（Ralph Stevenson）， 建议由英美等列强出面对蒋介石施加压力，促成上海进行“有秩序的权力转移”，即让国民党军队撤出上海，由解放军和平接管。厄克特认为，英国不能再错过良机，“我们必须迅速地全面审视一下在对蒋介石施加压力方面可以采取的手段，只要共产党一旦提出民意必须尊重，在上海市内打仗是愚蠢的，任何摧毁这座城市的行动都是犯罪行为的话，我们就应该采取这种手段。”厄克特甚至希望“说服美国人威胁要断绝对华南或台湾的援助”。他指出，“或许也可以让蒋介石明白，作为最后一招，我们的军舰可以控制他的海上退路”。厄克特认为，“我们必须试图使共产党人了解并赞同我们和美国人正在试图努力做的事。我们当然得既为中国利益也为我们自己的利益尽力。”他认为“同中国共产党打交道必须严格注重实际”，共产党感兴趣的是上海的“技术工人和工厂幸免于难”，而英国也“不希望失去我们在这一地区的超越俄国之上的竞争优势。这一优势是建立在我们在这里的工商资产和经验基础之上的”。厄克特显然打算通过让人民解放军和平地接管上海来取得中共政权的好感，以至于解决悬而未决的“紫石英号”交涉，保持英国工商界在上海的经济与商业利益。这就是所谓让英国侨民“留下来”的政策。厄克特认为，假如英美采取的这些行动是无效的，那么英国政府就应该重新考虑其侨民留在上海的政策。[8]
    对于厄克特的建议，施谛文持完全赞同的态度。他在5月10 日给厄克特的回电中强调，“和平有序的移交是最理想的解决方法。即使我们采取的任何主动都有可能被（国共）双方看作干涉中国内部事务，但能够向公众证明我们采取这样的积极步骤是正当的就足够了”。尽管他对于向蒋介石施加压力感到“沮丧”，但他认为“强烈要求美国政府改变国民党政府在美国经济援助中的配额”将是行之有效的施压手段。不过他认为“为了同共产党建立实际关系所进行的长期努力的徒劳无效”，妨碍了同中共的直接接触。因此，他对中共“在现阶段能够听从劝告，对外国的亲近（官方或非官方的）作出反应，或能够尊重国外的民意”，均不抱“太大期望”，并推断安排那种和平移交实际上“超出了我们的权力范围”。不过，施谛文从“共产党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利用长江事件来煽动反英情绪这一事实”中看到了“一些令人鼓舞的东西”。[9]在英国的倡导下，英、美、法等国驻沪总领事向上海地区的国民党军将领提出一项由中外人士议定的联合建议，请国民党军队立即退出上海，“以避免这座城市陷于不必要的毁坏和杀戮之中”。同时，施谛文主张，“为了英国的长远利益”，英国外交官员应该“尽一切努力留下来”。[10]
    5月12日，贝文就上海局势发表备忘录。 贝文除了赞同施谛文的政策外，还引人注目地谈到“承认中国共产党政府的可能性”问题，并称南京的西方外交使团已就承认中共政府的可能性达成结论：在一个中央政府建立之前将不会采取这一步骤。但这样的政府一旦建立，事实上的承认问题将要求予以迅速答复。因此，鉴于采取一致行动是极为必要的，大使们建议应尽早就此问题同英联邦各国政府及大西洋集团各国举行磋商。备忘录透露，美国政府认为西方各国应采取一致行动，但不应当匆忙地对共产党表示亲近，而应该让中共采取主动。但英国和法国政府则认识到中共“可能并不满足于事实上的承认”。列强之间达成的总体协议是：（1）不对共产党趋之若鹜。（2）保持一种共同的看法。[10]
    5月13日，英国内阁讨论了上海的局势， 艾德礼首相担心留在上海的4000名英国侨民的安全，害怕上海一旦被解放军占领，英国侨民可能成为中共手里的人质。但内阁否决了利用英国商船从上海撤退英侨的计划。对于国防大臣提出的“在海、空军保护下实施撤离”的方案，内阁成员们批评“采取这样一种行动的可能性将令人十分怀疑，它必将具有极大的挑衅性”。阁员们认为在中共已占领的其他城市，如北平、天津和南京，“他们对英国侨民相当友好”。[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