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封锁的运输--英国与中共经贸关系的建立
    令人惊讶的是，尽管“紫石英号”事件发生，英国同中共的接触却在扩大。据英国驻天津总领事报告， 英国开滦矿务局的普瑞奥（Pryor）于5月8日被召到北平同华北人民政府工商部长姚依林举行会谈，姚依林指出在7月底之前没有向上海运送煤炭的必要。5月10日返回天津后，普瑞奥又在那里会见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少奇。刘少奇告诉普瑞奥：（1）在共产党获得足够的食品供应上海人民的需求前， 人民解放军不打算进入上海城内。（2）华北的食品十分短缺， 并受到因旱灾而造成的冬季粮食歉收的威胁。（3 ）中共华北当局能够从东北获得大量食品供应的希望很小。两位负责中共经济工作的领导人同普瑞奥的会见，给他传达了这样的信息：中共当局“非常担心遍及共产党控制区域的持续的经济恶化，并害怕占领上海的直接影响会使得事态更糟”。[12]
    然而，中国人民解放军于5月27日占领了上海。 国民党海军遂对上海外海实施封锁，其封锁区域南起福建闽江口，北至东北辽河口，切断了上海港同外界的交通。国民党的飞机和军舰还袭击来往上海的英国和其他外国船只。国民党封锁的目的是要在经济上隔断上海，以阻止共产党有效地控制这座东方大都市。对于国民党的封锁，英美均向在广州的国民党政府提出了抗议，并宣布他们反对封锁，不承认封锁的有效性。[13]（PP171-174）
    上海的困难局面引起了英国政府的关注，遂考虑“采取一些救援措施”，主要是运送稻米和燃料等生活必需品，以防止上海局势进一步恶化。[14]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同英国展开了争论。美国认为，“只要共产党人继续坚持他们现时对我们商业利益所采取的态度，就不应采取这些足以使共产党经济受益的救援措施。”但英国外交部争辩说：“我们不能无视我们的侨民将会面临的危险，如果因缺乏燃料导致公用事业的停顿或接着发生饥民暴乱时，这种危险就会发生。”英国政府认为美英等国应该向国民党施加压力，“迫使其允许救援船只进入上海，或这类船只是否应该受到军舰的护航”。英国驻美使馆奉命就向上海实施紧急救援问题进行交涉，请求美国方面的合作。[14]
    由于“紫石英号”事件带来的影响，施谛文有些担心英美海军护航强行闯过国民党封锁线的做法会因“非法闯入（中国）领海而受到（国共）任何一方的指责”，让国共双方均从中“捞取政治资本”。不过，施谛文认为，“假如美国政府准备赞同我们做法的话，至少这将会增强同（中共）中央政府的接近取得成功的机会。”尽管不能指望中共会采取合作的态度，但施谛文认为“作出努力是值得的”。[15]然而，美国拒绝参加英国提议的救援行动。国务院官员巴特沃斯（Butterworth ）并且希望英国政府“如果决定着手实施他们的计划的话，不要向（国民党）当局陈述，因为这样可能会引起他们对美国和其他国家政府所采取的立场产生怀疑”。巴特沃斯强调美国政府对其侨民的态度是“要他们离开上海”。[16]
    根据贝文的备忘录，中共当局急于安排从英国所属的开滦矿务局定期地向上海和青岛运送煤炭，而担任海上运输的则是香港的天祥洋行（Messrs.Dodwell and Company of Hong Kong）。 天祥洋行同中共北平当局和开滦矿务局商定，每月向上海和青岛分别运送12.5万吨与1.5 万吨煤炭。香港总督葛量洪（A.Grantham）支持天祥洋行的这个举动，认为该洋行“是能够承担起这个生意的惟一外国商社”。[17]至同年7 月，天祥洋行包租的一艘英国轮船和一艘希腊商船已离开香港驶往秦皇岛，从那里装煤运往上海。葛量洪指出：“如果煤炭无法运到上海，将会产生一种非常严峻的形势，（上海的）工业可能会因此而停顿。工潮的发生将会使得外国人的处境更加危险，对外国的经济利益带来不利的影响。”葛量洪认为，如果由于国民党的封锁而不能向上海运送足够的煤炭，“共产党将不能把上海附近的困境归咎于不友好的外国政府”。[17]
    英国政府认为，“应该鼓励英国商界继续同中共进行贸易，尽管这是在没有担保的条件下进行的”。[17]英国政府的这一政策早在1949年3月4日就已确定，当时的内阁决议：“应该支持英国工商界只要有可能就在中国站稳脚跟的愿望。”贝文因此建议由香港总督通知天祥洋行，英国政府“将不会在其预定的运输途中设置障碍”，但该洋行所提供的煤炭数量“不应该超过一般民用所需”。贝文同时强调，“如果共产党继续对外国人的利益采取敌视的手段”，英国将不得不重新考虑这一救援政策。[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