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退出中国”与“法律承认”新中国政策的确立
    英国政府为什么对中共采取这种亲和政策呢？这主要由英国在华利益所决定。根据上海英商公会的粗略估计，至1949年，英国在华投资总额大约为3亿英镑，其中1.9亿英镑集中在上海。[18]正是这种巨大的商业利益，迫使英国政府采取“不退出中国”的政策。而国民党对上海封锁造成的局面使得英国商社准备撤出中国。据报告，由于国民党的封锁以及工资同米价挂钩的政策，使得英国公司每月要向上海汇款35万英镑。因此，沙逊洋行（E.D.Sassoon & Co.,Ltd. , ）和英美烟公司（TheBritish－American Tobacco Company）等一些重要商社决定， 如果这种状况得不到改善，便立即撤出，以避免更大的损失。[19]英国驻美使馆认为，“如果我们的商社现在就被排挤出去的话，那么我们届时与之（指中共）讨价还价时，手中将会一无所有。尽管如果停止同所有西方国家的贸易无疑将会使共产党中国蒙受损失，但共产党将获得一个有价值的宣传武器并向中国人民表示我们应该对他们所遭受的困苦负有责任。因此对我们来说，似乎确实应该继续努力留在那里。”他们指出国民党的封锁“损害不了共产党，但几乎等于损害了中国人民和外国商社的利益。因此，运送物资以缓解共产党的处境是毫无问题的”。[19]
    由于美国的反对，英国内阁在7月22 召开的中国和东南亚委员会会议上决定，“不准备单方面强行打开国民党的封锁线”。因此，上海英商公会（The British Chamber of Commerce in Shanghai ）代表斯特朗（William Strong）致函艾德礼首相：“我们总是在考虑共产党最终将要采取一种国家贸易模式来排除英国商贸企业并没收他们的财产。但是由于共产党真的需要同西方国家进行贸易，因此我们直到现在还断定他们无论如何也要在一二年内同英国商社进行贸易。从国民党的封锁以及共产党无法采取适当有效的措施这两点来看，现在英国商社似乎不得不很快关闭。我们因而期待着政府的压力增加，能做一些事情来帮助我们商人。”上海英商公会因而提出一项临时动议，要求美英向国民党施加压力，迫使国民党基于人道的理由允许救援船只通过其封锁线前往上海，以改善在沪英美商团的困境。[18]
    英国外交国务大臣赫克特·麦克尼尔（Hector McNeil ）同美国驻伦敦大使馆进行了交涉。麦克尼尔向美国驻英公使霍尔姆斯（Holmes）表示，“我们的在华利益要比美国大得多，因此，要想整个将它们迁移出去，在任何时候都是困难的，尤其是现在”。[20]美国于是同意进行这种斡旋，要求国民党允许救援船只不受干扰地进入上海。但美国坚持这些船只通过的主要目的在于撤离上海的英美侨民，而英国则是要向在上海的侨民供应救援物资。美国主张美国公司从中国撤退，而英国的政策则是鼓励英国商社留在中国。麦克尼尔向艾德礼建议：只要国民党同意让足够数量的英国船只驶往上海以提供必需的救援物资的可能性还存在，英国就不会考虑试图打破国民党的海上封锁。但是，“如果我们现在的努力失败的话，我认为要求部长们重新考虑我们的立场将是必要的。”[20]英国同美国在华利益存在截然差别。英国在华投资涉及工厂、矿山、航运、房地产、公用事业和金融保险，而不像大多数美国企业只由分支机构在华从事经营或销售。英国工商企业的根基在中国和香港，一旦从中国撤离，就意味这些企业的倒闭和破产。即使不得不从上海等地撤离，香港将是这些工商企业最后的基地，所以，维持香港的地位更是至关重要。
    据报告，从1949年9月至1950年1月，共发生了16起国民党海空军侵扰英国商船的事件。1949底，国民党政权甚至威胁要轰炸停泊在共产党控制区港口内的英国商船。为此，英国向长江口外海派驻了两艘护卫舰。贝文在1950年5月24日声称，“英国在华利益受国民党封锁的损害， 大于受共产党所作所为的损害。”[21]
    从英国在中国的经济利益，尤其是香港的前途来看，英国各界认为应该寻求同中共合作，而不应该与之对立。正如英国外交部远东司官员邓宁（Dening）在为内阁起草的备忘录中指出的那样：英国在华利益比其他国家大得多；继续承认国民党无助于英国的利益；英国的商业利益只有通过尽早正式承认中共政府才能得到保护等。[22]
    1949年7月底，英国军舰“紫石英号”逃出了长江， 该舰之所以能够在遭受重创的情况下，连闯江阴、吴淞口等要塞，驶出由解放军严密控制的长江，完全是中共中央军委下令“沿江部队可不予拦截”的结果。[23]从表面上看，“紫石英号”事件以这种不了了之的方式结束似乎让人迷惑不解，实际上上海解放前后英国与中共之间广泛接触，已使双方达成谅解与共识，只是当时历史环境无法采用更平和的方式。对于中共和英国来讲，这无疑摆脱了双方关系中一个令人棘手的难题。更为重要的是，经过这个事件，英国和中共政权有了广泛的接触，为今后进一步的谈判与平等交往奠定了基础。中共对英、美采取了分化的态度。 8月26日，上海外事局负责人章汉夫召见英国驻上海总领事，表示希望和外国工商界建立正常关系。章指出上海的困难是国民党军事封锁造成的，同意保护商船的英国军舰开到吴淞口。8月30日， 上海市长陈毅又会见上海英商公会主席、怡和洋行经理约翰·盖西克（J.H.Keswick）， 郑重表示中共不会将外国人驱逐出境，外国人对上海的未来应有一个乐观的期望。英国驻华大使馆因而认为中共正在克制任何损害英国利益的倾向，并愿同英国建立商业关系。英国政府亦于8 月下旬确定了“法律承认”中国新政权的政策，认为英国不承认一个已有效控制大部分中国的政权，“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且在保护西方在华利益时将面临严重的实际困难，拖延承认可能严重损害西方在华利益而得不到任何补偿。[24]（P731）可以断定，上海解放前后英国与中共政权的政治接触以及经贸关系的发展为英国在1950年1 月初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承认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