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从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来看，原始稿的多次讲话始终回避了什么是当前的主要矛盾这个问题。只是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讲话时回答人们的提问才说了以下的话：人民内部的斗争为主，还是阶级斗争为主？有好些同志提出这个问题，一定要讲个为主。似乎那个意思就是，讲阶级斗争为主恐怕好一点，舒服一点。而我恰好换个位。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的就是这个题目，叫做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斗争。这里面包括一部分阶级斗争，比如我们把民族资产阶级放在人民内部来处理。人民内部斗争现在很突出。八大作了结论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完结了，现在突出的是人民内部的斗争[4]。
    众所周知，中共八大通过的政治决议中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社会主要矛盾曾经做过如下判断：“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3]（P.341）可是过后不久，毛泽东说不行，是错误的，他不能接受，说当时他是被迫签字，临时匆忙签的字。他说，这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制度先进，什么叫做先进？先进的社会制度就是适合生产力的发展。说社会制度先进，生产力落后，这不行。胡绳在生前的一次谈话中指出：现在回想，毛主席在这个问题上有马克思主义的敏感。马克思主义没有这样的提法。说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话等于说生产关系冒进了，而毛主席认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还有发展余地，还有可做的。后来又搞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生产关系还大有可为呢，你说太先进了，他感觉到这不行。现在看毛主席这时候反对这样一个说法，恐怕就包含一点他后来表现出来的一种倾向，就是觉得生产关系还不够先进，还可以更先进，生产关系还远没有到头就说先进了，这不行[5]。
    这个意思，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分析中也可看得出来，虽然他认为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但一接触到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他就并不认为已经建立的公有制生产关系与现实的社会生产力、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与经济基础有什么不相适应而需要改革。相反，他认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在工商业的公私合营企业中，资本家还拿取定息，也就是还有剥削；就所有制这点上说，这类企业还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有一部分也还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完全社会主义化的合作社在所有制的某些个别问题上，还需要继续解决。”[6]这样，中共八大一方面继续把单一纯粹的社会主义作为奋斗目标，另一方面又提出要实行适度调整单一公有制和统一计划经济体制的灵活政策，这在实际执行中就不能不出现碰撞而产生极大的矛盾。
    逻辑的必然：当时中国出现的主要情况是：城市方面，个体手工业户发展很快。这就涉及如何看待已经实现的手工业合作化，同时，个体手工业户的发展又必然提出是否允许雇工、剥削等问题。事实上，当时社会上就已经在惊呼“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又要泛滥了！”1956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怎样对待手工业个体户》的社论，一方面指出：在合作化高潮以后，手工业个体户的发展是不奇怪的。它既利于满足人民的需要，增加了市场的商品供应；又利于扩大城市的就业渠道，所以是对国家有利而无害的事情。另一方面又强调指出，一些已入社的独立手工业者和小业主，看见单干有利可图，也退社单干起来；有的手工业户进行非法剥削和牟取非法利润。因此，社论提出，今后对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还要继续下去。这就是说一方面允许它存在和发展，一方面又要不断改造和消灭它。农村方面，突出问题是闹退社的风潮。1956年12月6日，中央农村工作部的一份简报通报了辽宁、安徽、浙江、江西、四川、陕西、河南等八个省闹退社的情况：退社户一般占社员户数的1%，多的达5%，思想动荡想退社的户所占比例更大一点；浙江的宁波专区，已退社的约占社员户数的5%，想退社的占20%左右；广东全省已退社的约70000余户，占社员户数的1%，并已有102个社垮了台。简报分析了农民闹退社的原因，指出大多数是因为收入减少而引起的。各省一般地都有10%～20%的社员户减少收入。减少收入较多的户多半是富裕中农、小商贩和有技术的手工业工人等，他们积极想出去单干。简报还特别指出：在农村自由市场开放之后，有些社员，特别是一部分富裕农民，认为这是单干赚钱的门路，不愿留在合作社内。[7]这都表明，既想要巩固现有的单一公有制的制度体系，又想要实行一定程度的灵活政策，必然会造成集矛盾于一身，在哪一方面也迈不开步。正是在这种交织状态下，中共中央决定用整风的办法解决领导机关同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以反对官僚主义，号召用“大鸣、大放、大字报”进行炮轰。由于矛盾突出集中在已经建立的单一公有制经济的基本制度能否巩固、是否允许雇工剥削制度重新合法，因此，当鸣放的意见触及农业合作化、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已经接受了社会主义改造的资本家是否还有两面性以及人们要求改善党的领导时，这些意见就很容易被认为是要否定社会主义改造的成果，这些人很容易被认为是属于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领导的右派，应迅速予以反击。可见，1957年夏季开展的一场大规模群众性的急风暴雨式的反对所谓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以及此后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重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6]（p,606～607）绝非偶然，这都与当年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局限性有着密切的关联。至于1958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继续加强对残存的私营工业、个体手工业和对小商小贩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乍看起来似乎与中共八大的决策是一个急转弯，但实际上与八大明确的今后任务完全是一脉相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