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思想和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国家主义都对镀金时代美国政府的施政行为和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似乎从两种经济学理论观点来看是相互矛盾的，但笔者认为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地点和一定的环境下，二者又是统一的、相辅相成的。美国镀金时代，正是吸收了两种经济学说的合理内核，将两者有机地统一起来，促进了美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使美国在19世纪末一跃而成为世界头号强国。
    一
    亚当·斯密自由放任主义的思想渊源是经济自然主义，其思想形成于18世纪50-70年代。那时，英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国，英国的手工制造业正开始向大工业过渡。但英国工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还受着封建制度残余的影响和重商主义束缚。英国资产阶级迫切要求一个自由的经济学说体系为它鸣锣开道，实现经济自由。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思想和主张应运而生。
    斯密从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出发，认为人的本性就是利己，就是追求个人经济利益，个人利益不仅创造和维护经济机制，而且还促进了财富的增长。他说，“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比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公共利益”[1]。他认为，满足人们利己心的最好途径就是实行经济自由，用看不见的手去增进社会利益，每一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的前提下，都应完全自由，“在他自己的方法下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勤奋和资本加入对任何人或其他阶级的竞争”[2]。为了保护竞争，斯密反对政府运用手中的权力去干预社会生活。他说，“如果政治家企图指导私人应如何运用他们的资本，那不仅是自寻烦恼地去注意不该注意的问题，而且僭取一种不能放心地委托给任何个人、也不能放心地委之于任何委员会或参议院的权力。把这种权力交给一个大言不惭地、荒唐地自认为有资格行使的人，是再危险也没有了”[3]，“一切特惠或限制的制度，一经完全废除，最明白、最单纯的自然自由制度就会树立起来”[4]。他认为，政府的职能应局限于保护国家、维护公正与秩序、提供公共产品等方面。斯密的自由经济思想对于新兴的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
    在美国建国之初，斯密的《国富论》就传入美国，但在19世纪上半叶，斯密的经济学不管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没有得到美国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原因在于当时美国的社会经济状况不适用自由放任。美国内战结束后，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斯密的自由放任思想有了生存的土壤，再加上受社会进化论的影响，导致美国政府的社会经济政策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通过南北战争美国资产阶级获得了最后的胜利，为美国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扫清了道路，美国资产阶级已不再需要美国政府的扶持；美国内战后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以及随着西部开发的迅速推进，国内市场进一步扩大，客观上要求刺激资本家的创业积极性，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当时美国还是一个资本主义二流国家，经济上面临着英、法等资本主义强国的竞争，为了赶超资本主义强国，对内必须给自由竞争创造宽松的政策环境，以调动人们的创业积极性；自由放任、反对政府干预的思想以及社会进化论，在美国内战后得到了美国社会科学界和宗教界的支持；镀金时代美国三权分立体制中表现为国会权利至上，而联邦政府管理经济权力有限。
    以上种种原因导致自由放任思想在美国泛滥，美国政府推行了自由放任的社会经济政策。海斯总统在其1878年的国情咨文中明确表达了当时政府施政行为的主导思想：“让大家知道我的立场吧，在未来的几年里，这个国家的企业不会受到政府不良法律来干扰的。如此才能造成一个健康的、持续的商业繁荣”[5]。这是地地道道的无为而治思想。政府对社会经济生活的自由放任政策集中体现在对大公司发展的态度上。内战结束后，美国政府为了促进经济的发展，将特许公司制改为一般公司制，对于大公司的联合以慷慨的土地赠与、保护性的关税、宽大的公司法以及简便的税收政策予以支持[6]，从而美国迎来了公司大发展时期，公司成为美国工商业的主要组织形式。公司在自由竞争中相互吞并，产生了垄断的趋势，70年代出现了大公司垄断组织--托拉斯。托拉斯是资本积聚和生产力高度发展的产物，它适应了美国生产社会化和资本社会化的要求，对镀金时代美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首先，它有利于消除盲目的自由竞争，避免无节制的竞争性生产所带来的许多风险；其次，它有利于建立资本储备，扩大资本投资和生产规模，从而实现规模效益；第三，有利于生产力的合理布局。据统计，到1899年工业公司的产值约占全国工业生产总值的2/3[7]。当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托拉斯也有很多弊端。
    自由放任的社会经济政策适应了内战后美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促进了美国经济的迅速发展。首先，它极大地调动了美国资本家创业的积极性。政府的自由放任政策恰好符合资本家发财致富的愿望与要求。由于政府不干预私人的行为，任何人都可以自由生产和销售产品，从事经营活动，甚至美国政府对于不论什么样的大企业组合，只要被认为合于情理，就都允许建立，甚至极力鼓励促成。新兴资本家利用了这一有利的政策环境，充分发挥个人的聪明才智，开拓进取，成了当时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其次，它激励着广大群众勤劳致富的愿望，推动了经济发展。美国人民普遍接受了自由放任思想，认为个人财富不应受到限制，每一个人都有通过自己勤奋劳动发家致富的机会。正是在这种思想的驱使下，无数的美国劳动人民拼命地工作、辛勤地劳动，推动了美国经济的迅速发展。第三，由于自由放任思想提倡个人利益至上，无数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活动逐步汇成了资本积聚的洪流，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在这一时期，由于个人踊跃加入投资队伍，大量的国内储蓄通过银行和证券市场等金融媒介转化为资本，使资本投资一直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资本积累额1869-1881年约为240亿美元，1882-1901年约600亿美元。资本供给额1850-1910年增加了16倍，按人均计算则增加了3倍多。就工业投资来说，1879-1919年间投入工业的资本从27亿美元增加到400亿美元左右，根据1900年的普查报告，投入工业的资本在10年内增加了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