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尽管美国镀金时代是自由放任主义的高峰期，资本家、许多学者、甚至普通公民都狂热地崇拜自由放任思想，但美国政府没有完全听任斯密经济自由思想的摆布而充当斯密的忠实信徒，在实践自由放任思想时打了折扣。为了国家的经济利益，美国政府也信奉和实践了李斯特的国家主义。这是19世纪末美国成为资本主义头号强国的另一件秘密武器。
    德国庸俗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841年发表了《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有力地揭批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对于协调德国政界、实业界和舆论界的意见，化解德国地主对保护主义的反对起了重要作用。他认为，“政治经济或国家经济是由国家的概念和本质出发的，它所教导的是，某一国家处于目前形势以及他自己的特有国际关系下，怎样来维持并改善它的经济状况”[9]。他提出，“国家经济发达程度有所不同，而保护制度对于落后国家经济的发展意义特别重大”，“在与先进国进行完全自由竞争的制度下，一个在工业上落后的国家，即使极端有资格发展工业，如果没有保护关税，就决不能使自己的工业力量获得充分发展，也不能挣得圆满无缺的独立自主地位”[10]。他还阐述了实行贸易保护的重点：“应予以特别注意的只是那些最重要的部门。这里所谓重要的工业部门，指的是建立与经营时需要大量资本、大规模机械设备、高度技术知识、丰富经验以及为数众多的工人，所生产的是最重要的生活必需品，因此按照它们的综合价值来说，按照它们对国家独立自主的关系来说，都有着头等重要意义的工业”[11]。他还论述了怎样进行保护：“要达到保护目的，对某些工业品可以禁止输入，或规定的税率等于全部、或至少部分地禁止输入，或税率较前者略低，从而对输入发生限制作用”[12]。
    李斯特的国家主义经济学对美国镀金时代的经济政策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具体说来就是反映在国家的贸易保护政策上。事实上，美国在建国后不久，面对资本主义强国，为了保护幼稚的产业以及增加财政收入，就开始执行了贸易保护政策。但因为邦联体制的弊端，上述目的很难达到，从而妨害了美国民族工业的发展。1789年7月4日通过的第一个关税法案规定平均关税率为8.5%左右[13]。1790年、1792年、1794年又相继提高了税率。第二次英美战争后，美国为了保护新生的民族工业的发展，181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保护关税的新税法，这个法令规定了7.5%到30%的计价税，对棉花、羊毛、生铁和其他一些制成品给予特别保护[14]。1818年政府对生铁采取了进一步保护的政策，对羊毛和棉花所征的25%的税率也一直延续到1826年。1828年的关税率提到了南北战争前的最高点44%，被南方称为“可憎的关税”。1832年，由于南卡罗莱纳等南方州的强烈反对，迫使关税率有所下降。1833年通过的妥协关税法案，规定10年内将关税率减至20%[15]。其后的平均关税率在20%-30%之间浮动。尽管1833年到南北战争前的关税率总趋势是下降的，但是保护的原则从来没有放弃过。南北战争期间，为了补充财政收入，关税率有了明显的提高，甚至1864年的关税法把平均税率提高到47%，这个法令在战后30年里一直是美国关税制度的基础[16]。
    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工业资产阶级确立了在中央政府的主导权，美国真正成为独立的大国。共和党吸纳了原买办商业集团、金融集团，并利用西部的广大土地团结了西部的小农场主，利用黑人牵制了南部社会的种植园主，从而开创了一个工业大进军的黄金时代。南北战争后到19世纪末，历届美国政府变本加厉，崇尚国家主义，基本上实行了高关税的贸易保护政策，“没有一次国会会议不把税率提高的”[17]。到80年代，高关税使联邦国库充裕。1888年民主党曾试图动摇高关税政策，却未能如愿。1890年10月，共和党人控制的国会通过了《麦金利关税法》，把关税率平均提高到49%创记录的高水平。实际上，许多个别项目比平均数还要高得多。例如，棉纺织品的进口税率由35%提高到50%，棉线进口税率从35%提高到60%，亚麻税率从30%增为60%[18]。为了取得农民的谅解，对农产品征收了关税，为了照顾盈余，取消了食糖的关税，并且对国内产品每磅补贴2美分，以保护路易斯安那的制糖商人[19]。民主党人克利夫兰再次入主白宫后，于1894年颁布了《威尔逊-戈尔曼关税法》，从总体上仍没有改变贸易保护的高关税率，只是降低了少数零星项目的关税率，平均关税率为39.9%。但这种关税率并未维持多久，共和党人麦金利当选为美国总统后，国会于1897年通过了《丁格莱关税法》，该法不仅恢复了《麦金利关税法》税率，而且把一般的税率提高了25%[20]。只是到了20世纪初，当美国成长为资本主义头号强国以后，为了进行经济扩张，保护性的关税政策才逐渐有所变化。但从美国关税史来看，应该说由于受国家主义以及由此而来的高关税历史传统的影响，这种变化过程是曲折的，甚至还有所反复。
    镀金时代，美国崇尚国家主义，推行高关税政策，实行贸易保护，对美国经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恩格斯说，“有一个国家，在那里实行一个短时期的保护关税政策不仅是正当的，而且是绝对必要的，这就是美国”[21]。
    首先，保护关税为实施国内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提供了保证，为国内自由竞争创造了良好的国内环境。马克思曾经指出，“保护关税制度……是它积聚自己的力量和实现国内自由贸易的手段”[22]。南北战争后，尽管美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独立国家，但经济发展水平还远远赶不上英国、法国、德国。1860年，美国工业生产占世界工业生产总值的第四位。正是由于高关税政策，使美国资本家解除了在国内市场上面临英国廉价商品竞争的后顾之忧，可以充分利用美国政府所营造的良好国内政策环境，充分地进行自由竞争，去实践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
    其次，保护关税有效地保护了美国正在成长中的民族工业，促进了美国工业的迅速发展。马克思指出，“保护关税制度不过是为了某个国家建立大工业的手段”[23]，“保护关税制度把一个国家的资本武装起来和别国的资本作斗争，加强一个国家的资本反对外国资本的力量……”[24]。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美国政府崇尚国家主义，推行高关税政策，是非常必要的。恩格斯说，“如果美国要成为一个工业国，如果它有希望不仅赶上而且超过自己的竞争者，那么在它面前就敞开着两条道路：或者是实行自由贸易，进行比如说50年的费用极大的竞争斗争来反对领先于美国工业约100年的英国工业；或者是用保护关税，比如说25年中堵住英国工业品的来路，几乎有绝对把握地相信，25年后就能够在自由的世界市场上占有一个地位。这两条道路中哪一条最经济、最短捷呢？这就是问题所在”[25]。正是由于镀金时代美国政府采取了高关税政策，挡住了英国商品的冲击，使美国工业受到保护而迅速发展。1850年至1900年美国制造业的价值增加了11倍，从10.191亿美元增加到114.692亿美元。1859年到1914年美国制造业的价值增加了18倍[26]。保护关税使资本家获得垄断利润，美国联合企业若没有那种低制外国竞争的高进口税率的保护，往往是不可能高价出售自己产品的，在美国的13项主要工业中，从1850年到1910年的这60年里，平均每个制造工厂的资本增加了39倍以上，工人的人数增加了大约7倍，产品的价值增加了不止19倍[27]。
    第三，高关税政策使美国从一个农业国迅速成长为世界头号工业强国。内战前，美国还是一个农业国，每1美元投入工业，就有7美元投入农场、牲畜、农业工具和设备，农产品占全部商品生产的一半以上[28]。就工业结构而言，内战前手工作坊、工场和小企业仍占压倒优势。但内战结束后的不到半个世纪里，这一切就完全变了。1859-1899年，美国工厂数和雇工人数都增加了3倍，产品的总价值增加了6倍[29]。1860年至1900年美国制造业产值由19亿美元增加到114亿美元，铁路里程由3万英里增加到25万英里，煤产量由1000万吨增加到2.12亿吨，钢产量由不足100万吨增加到1100万吨[30]。1860年，美国还是资本主义世界的二流工业国，在工业国行列中排行第四，可是到了1890年，美国已成为世界头号工业强国，其工业产值几乎等于英、德、法三个主要工业国工业产值的总和[31]。
    总之，镀金时代美国政府从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出发，把自由放任与国家主义有机地统一起来，促进了这一时期美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应从中受到有益的启示。
    收稿日期：2000-1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