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定意义上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兴起和它们之间的冷战是现代世界历史的必然。在这历史演进过程中，就国际体系构造而言，冷战来自19世纪期间开始、并且愈益加速的国际权势分布的极化趋势。人口、经济技术、自然资源和地缘政治等几大方面的要素作为深层原因，两次世界大战作为极其有力和急剧的催化剂，造就了几个世纪里世界政治的头等重大事态之一，那就是现代国际体系传统中心欧洲的权势迅速衰落，“侧翼大国”美苏的权势勃然兴盛。另一方面，美苏冷战还在相当大程度上孕育于十月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美苏关系史：从列宁对威尔逊，到斯大林对罗斯福，日后美苏冷战的一个基本动因--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包括国际政治观）的摩擦、抵触和对立都显得至关紧要，尽管它们并非唯一的动因，而且并不总是排斥两国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达成妥协和进行协调，甚至形成对世界命运头等重要的战时同盟。然而，意识形态对立与基本地缘政治环境中的超级大国利益竞争等因素结合在一起，决定性地促成了美苏冷战。冷战史的基本问题在于冷战的起源、冷战的地缘政治特征和强烈意识形态性质、美苏军备竞赛、冷战的自我控制机制、冷战的全球化、冷战紧张程度的起伏变化、冷战终结和苏联瓦解的基本原因以及冷战的世界历史意义。
    根本结构性机理和现代世界历史的必然
    在19世纪（特别是其后期）以前的很长时期里，大致肇始于16世纪的现代国际体系总的来说基本保持了一种相对分散的多元或多极格局，即16世纪时业已强大的法国、奥地利同17至18世纪先后跻身于强国行列的英国、沙俄、普鲁士一起，形成了一个相互间力量对比大体平衡、并且长期保持动态稳定的五强格局。诚然，其间有过路易十四和近一个世纪后拿破仑统治下法国特别强大、而且据此大力追求霸权引起的两番大失衡和大动荡，然而有如19世纪德国大历史学家兰克所言，“世界的激流诚然不时破坏这一规范和秩序体制，但在潮退浪缓后它又得到重建”[1]（p.71）。欧洲取得的这种多强动态均衡局面在维持和充实了“经典的”国际法之外，塑造了“经典的”欧洲外交思想和实践，其中最突出、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当推经典均势论和均势政策。在19世纪初期，经典均势的基本原则及其派生的均势营造章法，仍然是均势大师、奥地利宰相梅特涅和英国外交大臣卡瑟尔累等人规定拿破仑战争后欧洲安排的指南，尽管鉴于这场大战的教训，他们同时还搞出了“欧洲协调”（the Concert of Europe）这一重要创新。简言之，现代国际关系在至少一个多世纪里的面貌直接或间接地来自多个强国间力量对比的大致均衡和相对稳定。
    然而，19世纪期间，情况开始大变：从列强间大体势均力敌的状态中浮现出国际权势构造的极化趋势，甚至可以说出现了我们时代超级大国的雏形；另一方面，列强格局无论就强国的具体身份还是就它们各自的相对实力位置而言，都由于几个新兴强国的迅速崛起而发生急剧变化，原有的稳定不复存在。极化趋势首先表现在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英国在列强中的突出优势地位。它尤其出自三大源泉：自17世纪末“光荣革命”开始崭露头角的海军、海外殖民地和远洋商业三方面优势；发动工业革命导致的技术和工商业遥遥领先地位；反拿破仑战争及其胜利带来的空前政治、经济、战略裨益。从拿破仑战争末期到克里米亚战争爆发期间的俄罗斯则是当代超级大国的又一个雏形。就军事力量和国际政治权势而言，它远超过当时欧洲大陆任何其他国家；或者说，它是同海上超级强国不列颠并列的陆上超级强国。俄国的显赫权势直接来自反拿破仑战争及其胜利，而其根本基础是它经几个世纪领土扩张和相对高速的人口增长而形成的巨型大国规模。这加上彼得大帝以还虽然步履维艰、但毕竟有所进展的现代化，使之可以在拿破仑战争带来的历史环境中决定性地压倒欧陆“中等国家”，从而同英国一起在事实上倾覆多强实力分布大致均衡的原有格局。
    至于新兴强国的急剧崛起和列强相对实力位置的大幅度更动，则具有几乎惊人的突发性。大致从19世纪60年代中叶起，以美国内战结束、普奥战争和其后普法战争以及日本明治维新为三大标志，国际权势构造剧烈变动的时代终于来临。在此后约80年岁月里，伴随着激烈的国际斗争，乃至规模空前和极其残酷的两次世界大战，包括美、德、日、苏在内的四大新兴强国先后崛起，英、俄、法、奥等传统强国或衰落或崩溃，此外更有德、日两大新帝国暴发而后暴亡（德国更是两番经历了这种过程），超级大国两极格局最终取代传统列强多极格局。如果说国际权势格局的这些惊心动魄的变化有一个共同的最根本原因，那就是第一次工业革命扩散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来临。它们作为首要因素，与其他种种复杂的地缘、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和历史传统等方面原因相结合，造成了不同国家间非常不平衡的发展，导致了国家相对实力的跳跃式增长和跌落性下降。
    20世纪以前，欧洲（严格地说是中西欧）一直是现代国际体系的中心，甚至可称现代世界的中心。总的来说，欧洲拥有远为优越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权势，不仅欧洲的意愿和事态之影响外部世界远甚于外部世界之影响欧洲，而且非欧地区的几乎所有社会和国家都先后沦于欧洲的统治或支配之下。欧洲列强总合起来大体左右了世界政治基本格局。国际法体制既是在欧洲起源并且大多在欧洲得到发展，也是从欧洲扩展到世界，而那些历史影响非常巨大的更广泛的现代国际关系价值和思想观念，从国家利益、主权和均势，一直到自由国际主义、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也是如此。
    但是，到20世纪后半期开始时，欧洲已经无可争辩地失去了它的传统中心地位，取而代之的是东西两个侧翼大国--美国和苏联。在多年里，美苏拥有即使欧洲列国加起来也远远比不上的实力和权势，而且将欧洲本身分割为各自的势力范围，由此主宰欧洲的命运；在欧洲以外世界各地区，主要的外部影响已不是来自欧洲，而是来自美苏；世界政治一军事结构被普遍公认由多极变成了两极，美苏两大超级强国及其同盟体系之间的对峙僵局取代了传统多强均势；几乎同样重要的是，美苏两国作为价值观念和制度的大输出者，以彼此对抗的意识形态，大力从事和多少主导了20世纪后半期世界上尤其激烈的争夺人心的竞争，并且作为欠发达世界的民族主义之外最大的两股力量，推动了国际规范的多种变迁，而欧洲在这两方面至多只是配角。欧洲权势的衰落与美苏权势的兴盛是开启世界政治新时期的一个决定性事态。
    这个事态可以说是现代国际关系史上的最大必然性之一，它涉及人口、经济技术、自然资源和地缘政治等几大方面的因素。在自然资源、生态和生产力水平可以承受的限度内，人口作为国力的基本成分之一意义十分重大。大约从1890年起，欧洲的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而美俄两国人口迅速增加，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不久已遥遥领先于欧洲各大国，此后这差距进一步拉大。虽然欧洲在很长时期里可以凭借技术优势弥补它相对于世界其余地区的人口规模劣势，但关键在于技术是扩散的，而欧洲逐步失去显赫的技术优势。美国在欧洲之外最早实现工业化，俄苏可谓紧随其后，现代化与其庞大的人口终于结合为超越欧洲的宏大国力。不仅如此，依靠超级规模的大陆扩张和领土集聚，这两个国家还拥有极为广袤的疆域和异常丰富的自然资源，它们同亿万人口一起，使之具备“洲级大国”独有的巨大规模优势（注：“洲级大国”（continental state）是指规模近于大洲的巨型国家，或者如地缘政治理论大师麦金德所说，是“基于半个大陆的资源之广阔基础的巨型强国”。引自Paul Kennedy，Strategy and Diplomacy，1870-1945：Eight Studies[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1983]，p.48.）。最后，侧翼大国取代传统中心的显赫地位，还由于一种贯穿几个世纪欧洲国际关系的大均势机制使然。从16世纪哈布斯堡帝国的称霸企图夭折，到20世纪纳粹德国的统治野心破灭，欧洲均势历经打击而犹存，首要原因可以说是一次又一次地引入外部新力量来拯救欧洲的国际平衡（注：“（反霸）大联盟总是从欧洲东西两翼的强国得到不可战胜的支持，首先是西面的海洋强国，其次是东面的外缘大陆强国。这些强国使得欧洲外面领土不断增长的资源能被用来打击欧洲内部的一个头号强权。”Ludwig Dehio，“The Passing of the European System，”in idem，Germany and World Politic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New York：Alfred A.Knopf，1959），pp.125-126.扮演过这种角色的先后有奥斯曼土耳其、英国、沙俄、美国和苏联。）。然而，正是在这样一种反复重演的过程中，侧翼大国会形成越来越大的权势，传统中心则逐步丧失其优势地位。犹如先前的反霸大战导致英国兴盛和欧陆相对衰落那样，美国和俄苏从拿破仑战争往后不止一次决定性地扭转了欧洲战局，它们的强盛和欧洲的衰落便势所难免。
    两次世界大战是这一巨大变更得以实现的主要直接条件。首先出现的是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衰落和美国权势兴盛，而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这个过程终告完成，即使因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里美国对欧孤立主义卷土重来，加上德国暴发和苏联赢弱等原因，欧洲似乎仍然显赫无上。其次是苏联权势的形成和兴盛，这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苏俄极端赢弱开始，继之以斯大林铁腕治理下苏联国力剧增，直至它经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为仅有美国可与之匹敌的一等强国。“欧洲时代消逝”（注：大体套用Dehio，“The Passing of European System”。），美苏两极时期来临，而且是两极冷战对抗局面，全球国际体系随之有了与它在问世以来大为不同的构造和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