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涉及到冷战的自我控制机制，它使得两个超级大国能够彼此对抗和争斗而不兵戎相见。仅就此而言，冷战时代确是个“漫长的和平”时代[5]。在这个时代里，美苏关系可以说有其最低限度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准则：这共同利益就是避免美苏战争，而共同准则是在冷战对抗、特别是在危机中将此置于最优先地位。它们先是作为心照不宣的默契，即法国大学者阿隆所说的“隐蔽的俄美非战公约”[6]（p.134），而后于1972年签订为正式协议。在核恐怖平衡即美苏相互核威慑之外，有三类行为起了制约和调节作用。一是所谓“危机处理”，它旨在防止美苏之间包含严重的直接军事冲突风险的危机局势升级为美苏战争。美苏两国在40年代末的柏林封锁和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的有关做法，就是如此。其次，美国或苏联不在那些被对方当作至关重要的势力范围的地区进行任何武装干涉，而在作其他形式的干涉时，一般也尽可能审慎和隐蔽，以免使对方感到遭受无法容忍的严重威胁。美国对于1956年匈牙利事件和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政策，提供了这方面的典型例子。第三，美苏两国总是力图防止它们各自的盟友之间的冲突发展为它们两国间的直接碰撞。这种防止地区性冲突越轨的努力，在亚洲和中东的几场局部战争中都有所表现，反映了美苏既彼此对抗，又试图共同控制世界政治的某些方面。正因为如此，美苏冷战时代里人们看不到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那种景象，即两大对抗同盟内的次要伙伴能够将双方盟主拖入战争。
    50年代以前，美苏冷战集中于欧洲和西亚地区（主要是伊朗和土耳其）以及朝鲜半岛，但以后它扩及一个个新的地区。首先东亚大陆，然后中近东和非洲，最后拉丁美洲，相继成了冷战的舞台。到60年代，冷战成了全球性的。冷战的这种全球化不仅是由于美苏两国越来越广泛地介入欧洲、西亚以外地区，把它们当作争夺或竞争场所，而且是由于各种错综复杂的当地原因吸引或便利了外部超级大国的干预。在这些当地原因中间，50和60年代蓬勃发展的民族解放和社会改造运动、老殖民帝国的瓦解以及与此相关的许多新独立国家内部或相互间的民族、部族、宗教和领土冲突最为重要。美苏冷战这一随着国际权势构造极化而来的竞争，同世界欠发达（或发展中）地区主要由于民族解放和国家急剧增多导致的激荡相结合，促成和加剧了世界政治中一大看似矛盾的状况--两极化与多极化并存（注：“一方面，世界政治舞台在地理上扩展，还有其政治组织中引进更大的文化多样性；另一方面，发生了一个集中过程，由此政治和军事权势中心的数目实际上减少了。”Ian Clark，The Hierarchy of States：Reform and Resistance in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p.94.）。
    总的来说，美苏两国对于欠发达世界内部以民族独立和社会改造为内容的巨大变更所持的态度不同，在这变更过程中得到的政策效果也不同。1955年起，赫鲁晓夫改变斯大林基本上避开欠发达世界的审慎保守的战略，改行积极外向的、谋求确立和扩大苏联在那里的广泛影响的新方针，其核心就是在外交和宣传方面大力支持和鼓励反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并且按照苏联的利益需要和能力以及风险大小，给予某些欠发达国家经济、军事援助。就苏联对外义务和战略势力扩展的范围而言，甚至就其整个世界政治态势而言，积极建立在“中间地带”的广泛存在可以说是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对外政策的最大变化。它一直持续下去，直到随戈尔巴乔夫上台苏联进入其存在的最后阶段为止。客观地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苏联权势的兴起有助于欠发达世界反对西方统治的斗争：苏联不仅提供了很长时间里对许多欠发达国家和欠发达世界激进运动很有吸引力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楷模，而且它是西方的强大的对立面，因而后者会愿意与之携手（至少在某些重要方面），形成“国际政治中两大较弱成分反对最强者的天然同盟”[7]（p.29）。美国在欠发达世界被动得多。植根于美利坚政治文化传统中的种族主义成分和对于真正激进的革命出自本能的反感，加上在冷战中迁就西欧盟友的战略需要以及对于所谓亲苏者的强烈厌憎，使美国几乎无例外地站在殖民势力以及封建半封建的反动派一边。对西欧殖民国家的迁就特别有损于战后初期到60年代美国的影响和地位，使它的曾在二战中很高的威望差不多一落千丈。总之，很长时间里，美国在欠发达世界进行的冷战竞争中显著地落后于苏联。
    在亚洲，中国革命和越南抗法战争遭到美国的反对和干涉，朝鲜半岛的南北冲突变成了有几十万美军投入的战争。此后美国还大规模地持久从事越南战争，最终彻底失败。在中东和非洲，阿以冲突、原先由英法统治的独立国家的迅速增多以及1960年在比利时殖民统治结束后爆发的刚果危机之类事态，导致美苏两国作为对手竞相介入，并且大力谋求扩展各自的影响。在拉丁美洲，美国于1954年以阻止共产主义扩张为旗号，颠覆了推行社会改革的危地马拉阿本斯政府，1960年起又打着同样的旗号大力反对古巴革命。到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发生，冷战在拉丁美洲终于达到最极端的形态。10余年后，业已大为增强的苏联“远程权势投射能力”与当地原因相结合，导致美苏冷战在非洲达到了一个新高峰：随葡萄牙殖民统治的崩溃，加上安哥拉独立运动的分裂，美国和苏联（连同古巴）各自支持一派大打内战，而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之间的领土战争，导致苏联（连同古巴）以巨量装备和近两万名军事顾问帮助埃塞俄比亚作战，美国政府却主要由于国内的“越南综合症”而未能作足够有力的干预。总的来说，亚洲和拉丁美洲冷战的起源实质上是相同的：当地出现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改造的激进运动（不管是否由共产党领导），美国以抵制共产主义扩张的名义加以反对和干涉，结果促使这些运动寻求苏联的支持，或者加强同苏联的已有联系，苏联则试图借此扩展自己的影响，于是形成了美苏在那里的对立。至于中东和非洲冷战的起源，大致是老殖民势力急速衰落或瓦解导致美苏两国力图填补“势力真空”，从而在那里形成它们之间的竞争格局。
    如前所述，冷战时代美苏之间的紧张程度是起伏变化的。有过几段比较缓解的时期。从1953到1956年，由于欧洲领土和政治现状大致稳定下来，加上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对外政策发生变化以及西欧国家的缓和意愿对美国造成了压力和影响，对抗的气氛有所缓解。奥地利问题得到解决，美苏英法四国政府首脑在日内瓦举行了最高级会晤，苏联和西德建立了外交关系。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后，逐渐出现了持续时间长得多、成果也多得多的另一段缓解时期--被普遍称作“缓和”的时期。在核军备控制领域达成了一些重要协议，包括1963年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1968年的防止核扩散条约以及1972年的美苏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欧洲正常化”是这段时期里缓和的中心内容。西德在美国半心半意支持下推行的“东方政策”获得了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呼应，由此导致了苏联一西德条约、波兰-西德条约以及关于柏林的四方协定，直至1975年在赫尔辛基举行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赫尔辛基欧安会）。欧洲现存国际边界得到了西方的正式确认，苏联和东欧国家政府为此表示同意保障人权和人员、信息的自由交往，苏联和东欧国家内部的持不同政见运动随之兴起。美苏两国都需要通过缓和来减轻军备负担和获得贸易好处，创造有助于它们各自对付第三方（对美国来说先是中国，后是北越，对苏联来说始终是中国）的某些条件，并且都希望通过缓和来限制或削弱对方。然而，军备控制领域和欧洲的缓和未能掩盖美苏在欠发达世界的争夺、对立和竞争。
    苏联的瓦解大致地说是美苏冷战的终点，更是全部美苏关系的终点。它与美苏关系的起点十月革命一起，构成20世纪里两个极其引人注目、并且头等重要的事态。苏联多年里在非常不利的条件下，克服重重困难，包括美国的干涉、不承认和遏制造成的困难，发展为世界政治舞台上的最主要力量之一。相反，苏联军事力量达到空前强大、其超级大国地位得到美国正式承认之际，却是它开始以相当惊人的速度趋于衰亡之时。一盛一衰，其远因众说纷纭。具有全球史意识的人应当可以感觉到，整个西方在20世纪前半叶持续动荡，危机迭起，战祸横生，而20世纪后半叶在美国主导下相对稳定繁荣，这100年来世界资本主义的大走向同苏联的国运之间有根本性的联系。而且，在20世纪前半叶非凡的历史条件下形成但基本僵化了的苏联体制，最终无法适应20世纪后半叶世界的深刻变化。苏联瓦解的某些较近的原因明显得多，其中与美苏冷战相连的主要有：（1）沉重的军备竞赛负担、维持东欧势力范围的高昂经济代价以及在亚非拉三大洲广泛介入、干预和干涉的巨大成本，大大加剧了苏联的经济困难，并且因此助长了苏联国内各种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尖锐化；（2）冷战环境和冷战思想的束缚严重损害了通过改革尝试纠正体制弊病的可能性，许多这样的弊病实际上甚至被苏联领导人当作为对付美国并与之竞争权势所必需的，或者说它们反而被当作苏联力量的源泉；（3）在冷战的间歇--“缓和”时期发展起来的美苏人员、信息、文化交流，同苏联与其他西方国家的同类交流一起，缓慢但有力地影响了苏联社会；这种影响虽然不能说造成了苏联体制的危机，但它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苏联存在最后几年里该国政治中的主流势力对待体制危机的态度和方式，那就是否定苏联体制，继而取消苏联。就此而言，在所谓“公开性”口号和“新思维”理论的指导和辩解下，戈尔巴乔夫施行的脱缰似的国内政治变更，连同一样快得无法控制的外交转型，构成了苏联瓦解的主要的直接近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