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教训：总之，中共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探索，是在斯大林模式框架内的探索，这就是它的历史定位，也是它很快夭折的原因。鉴于历史的深刻教训，邓小平要求全党牢记最重要的是要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20年的改革开放，就是重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逐步从斯大林理论和模式的框框中走出来、逐步摸索和确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框架的过程。但是，要从斯大林模式的阴影下走出来，决非易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但此后实行的无论是在农村由集中劳动、统一分配到转向同意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还是在城市允许由开办知青商店、个体摊贩到允许雇请少量学徒、帮手，到对雇工数量不限的政策，基本上都还是从解决现实经济困境出发的一种权宜之计，缺乏科学的理论支持。首先从社会主义模式的角度反思历史经验教训的，是邓小平。他在1982年9月1日中共十二大的开幕词中明确指出：“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同时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8]但是，要使决策层以及上中下层干部都能从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中解放出来，并非易事。从1989年东欧剧变到1991年苏联解体的两年多时间里，对改革开放是否坚持了社会主义的质疑尤为尖锐，反对“和平演变”的呼声一时甚嚣尘上，这其中既有提出经济建设和阶级斗争两个中心的论者，更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的论断。如：有的认为，由于允许私有制和个体所有制经济发展，正在产生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出现一个企图摆脱共产党领导和公有制的利益集团和社会阶层向我们挑战；有的认为，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正在和可能导致两极分化，背离了社会主义的原则；有的认为，办经济特区是搞资本主义，多一份外资就多一份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发展资本主义。因而他们主张，改革开放的每一项措施都应该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
    这场姓“社”姓“资”的争论又突出反映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首先是有人对1987年中共十三大确定的建立“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提出质疑，此后在中共中央的正式文件中也代之以“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模糊提法。针对不同意见的争论，邓小平多次谈了自己的意见：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同中共中央几位负责人谈话指出：“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别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8]（P,364）1991年一二月间，邓小平在同上海市负责人谈话时又指出：“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的党还要讲几十年。会有不同意见，但那也是出于好意，一是不习惯，二是怕，怕出问题。光我一个人说话还不够，我们党要说话，要说几十年。当然，太着急也不行，要用事实来证明。当时提出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有许多人不同意，家庭承包还算社会主义吗？嘴里不说，心里想不通，行动上就拖，有的顶了两年，我们等待。”“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8]（P,367）随后，上海《解放日报》按照邓小平的讲话精神，连续以皇甫平之名发表评论文章，提出改革要深化、开放要扩大；“要防止陷入某种‘新的思想僵滞’”；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指出“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这种科学认识的获得，正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上又一次更大的思想解放”。这些观点，引起了北京舆论界的强烈批评。一些很有影响的报刊发表文章说：现在不是解放思想不够，而是过了头。现在的问题不是思想僵化，而是改革到底是改到资本主义那里去，还是改到社会主义那里去。还尖锐地质问说：“为什么不能问姓社姓资？”“你不要问姓社姓资，请问你贵姓什么？”直到当年9月1日江泽民亲自干预，这场公开争论才得以停止。
    正是因中共党内在思想理论上两年多的徘徊，邓小平于1992年春先后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围绕改革开放的根本战略发表谈话，明确阐明：“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针对姓“社”姓“资”的争论，邓小平强调：“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3月9～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围绕邓小平的谈话精神，讨论了有关改革和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明确阐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要“牢牢把握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号召全党要认真学习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提高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强调“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9]6月9日，江泽民以深刻领会和全面落实邓小平的重要谈话精神把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搞得更快更好为题，在中共中央党校发表长篇讲话，正式表示，有关社会主义新经济体制，“我个人的看法，比较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9]（P,2073）7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陈云悼念李先念的文章。陈云在文中明确表示：“先念同志和我虽然都没有到过特区，但我们一直很注意特区建设，认为特区要办，必须不断总结经验，力求使特区办好。这几年，深圳特区经济已经初步从进口型转变成出口型，高层建筑拔地而起，发展确实很快。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规模比过去要大得多、复杂得多，过去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在当前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很多已经不再适用。这就需要我们努力学习新的东西，不断探索和解决新的问题。”[1]（P,379）正是在中共高层取得新的共识之后，1992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才正式确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破除对贫穷的公有制的崇拜，确认社会主义可以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包括个体和私营经济在内的多元结构，到破除对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崇拜，确认社会主义也应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这就基本上走出了斯大林模式的怪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也由此基本确定了下来。邓小平的历史功绩正在于此。
    ［收稿日期］2003-02-28
    【参考文献】
    [1]《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页。
    [2]《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9～221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15页。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567～568页。
    [4]逄先知、李捷：《一篇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的诞生——〈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形成过程（中）》，《党的文献》2002年第5期。
    [5]胡绳：《谈党的“八大悬案”》，《中央党史研究》2002年第6期。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72～73页。
    [7]《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49～1957）》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655～656页。
    [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
    [9]《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70～19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