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我党分析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产生的原因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各族人民已经建立了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走上了共同繁荣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但是为什么还会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存在呢？究其原因：首先是社会经济根源。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因素，各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客观上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种不平衡如果长期不能解决好，会使各民族产生不平等感，乃至形成不平等情绪，这种民族情绪与民族偏见相结合，就有可能滋生民族主义情绪。正如周恩来所分析的：“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经济、文化方面事实上的不平等今天还存在，历史上反动统治压迫的后果也还存在。少数民族如果对汉族只注意这些历史痕迹，就很容易在少数民族中产生民族对立的倾向：我不信任你，你人口多，总是对我们不利，因为你是多数，经济、文化发展一些总是会利用发展的优势继续过去的歧视和压迫。这样，怀疑的心理就增加了，甚至觉得和过去差不太多。这就容易助长民族分裂、不团结的倾向”，（注：《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50页。）即地方民族主义倾向。 周恩来还指出，由于汉族人多势众，经济文化较发达，少数民族人口较少，经济文化相对落后，也容易使人们忽视少数民族的贡献和在建设中的作用，从而容易滋长大汉族主义情绪。其次是深刻的历史根源。历史上的反动统治者，主要是汉族的反动统治者，曾经在“各民族中制造种种隔阂，欺负少数民族。这种情绪所造成的影响，就在劳动人民中间也不容易很快消除”。（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32页。）再次是思想根源。虽然我们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但剥削阶级的思想，特别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影响却不可能在短时期彻底清除干净，它们还要继续腐蚀人们，并在一定条件下可能产生新的民族隔阂和不信任现象。正如斯大林所指出的，“在民族问题方面，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比其他任何方面都更有生命力”。（注：《斯大林论民族问题》，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第432页。）第四是国际因素。 民族主义是一种世界范围的思潮。在国际上，某些敌对势力企图利用民族主义、民族问题对社会主义中国进行西化、分化阴谋制造混乱。国际阶级斗争是民族主义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
    由此可见，在我国社会主义时期，两种民族主义将会长期存在下去，马列主义民族观与资产阶级民族观的斗争将是长期而艰巨的。
    三、我党较系统地阐明了反对民族主义，主要是反对大汉族主义问题
    作为思想意识的民族主义的形成是久远的，它深深地扎根于各民族之中，并严重影响着各民族关系。而在民族主义这个对立统一体中，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大汉族主义。所以，主要克服大汉族主义思想倾向是解决两种民族主义的症结所在。中国共产党一贯强调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并根据中国的各民族关系的实际情况，强调重点反对大汉族主义。早在1938年，毛泽东就把反对民族主义作为党的民族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他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指出：“纠正存在着的大汉族主义，提倡汉人用平等态度和各族接触，使日益亲善密切起来，同时禁止任何对他们带侮辱性与轻视性的言语、文字与行动”。（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1921.7-1949.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第595页。）新中国成立后，党的主要领导人更进一步从理论上阐明了反对民族主义，并指出反对大汉族主义是搞好民族关系的关键，但同时也必须反对和批评地方民族主义。1950年，邓小平在谈到反对民族主义时曾通俗地指出：“只要一抛弃大民族主义，就可以换得少数民族抛弃狭隘的民族主义。我们不能首先要求少数民族取消狭隘民族主义，而是应当首先老老实实取消大民族主义。两个主义一取消，团结就出现了”（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1994年版，第163页。）在这里邓小平精辟地论述了反对两种民族主义必须遵循的原则：主要反对大民族主义，同时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
    1955年10月，毛泽东在七届六中（扩大）全会上指出：“汉族这么多人，容易看不起少数民族，不是真心诚意地帮助他们，所以必须严格地反对大汉族主义。当然，少数民族中间会要发生狭隘民族主义的，那也要反对。但是，这两个东西，主要的、首先要反对的是大汉族主义”。（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13 页。 ）1956年4 月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更进一步地说明：“我们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也要反对，但是那一般地不是重点”。（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32页。）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还指出：“我国少数民族有三千多万人，虽然只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六，但是居住地区广大，约占全国总面积的百分之五十至六十。所以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一定要搞好。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克服大汉族主义。在存在有地方民族主义的少数民族中间，则就当同时克服地方民族主义”。（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81页。）
    刘少奇在党的八大政治报告中也特别强调了主要克服大汉族主义思想的重要性。他指出，在目前，为了改进民族关系，“主要的问题是要克服大汉族主义”。只有坚决地克服了大汉族主义的任何一种细小的表现，少数民族中的地方民族主义情绪才能顺利地克服，国内各兄弟民族才能在我们人民民主的大家庭里面更加亲密地团结起来”。（注：《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第252-253页。）1957年3月，李维汉对这一理论又作了补充、发挥。他说：“大汉族主义有它长期的历史根源，很不易消除。汉族在人口比重上和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优势，更易于从本民族内部滋长出大民族沙文主义。大汉族主义常常给地方民族主义以刺激，什么地方存在有某种形式的大汉族主义，往往那里就会存在有同它形影相随的一定形式的地方民族主义。所以，一般地说，我们应当首先和着重地批判大汉族主义。汉族干部应当在反对和纠正大汉族主义方面作出榜样，以影响少数民族干部去反对和纠正他们本民族中的地方民族主义（注：李维汉：《统一战线问题与民族问题》，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第535页。）。
    从以上论述不难看出，我们党对关于反对大汉族主义的理论认识是科学完整的，对两种民族主义的消长关系认识是明确的，这是党对马列主义民族理论的重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