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6月25日是朝鲜战争爆发50周年，50年来关于朝鲜战争的研究著述多如过江之鲫，但主要集中于对中、苏、朝、美等有关国家的研究，对于与朝鲜半岛隔海相望的日本在朝鲜战争时期的相关政策行为，却几乎很少研究。实际上，尽管日本当时作为战败国，还未能恢复主权国家的法权地位和行为能力，但却利用朝鲜战争谋取了极大的、具有战略意义的政治经济利益。战后日本经济因“朝鲜战争特需”而走上复苏之路，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本文拟就朝鲜战争爆发前后日本的媾和政策和战略意图，及其通过朝鲜战争所获得的政治利益和战略利益，作简要的论述。
    一
    对于战后日本来说，最重要的战略性政策目标无非是：1.在政治上尽快与反法西斯同盟国订立和约，摘掉战败国的帽子，恢复国际行为主体的法权和资格，重返国际舞台；2.在经济上获取外来资金和资源的援助，迅速开辟失去的海外市场，早日完成战后经济恢复工作，走上经济增长快车道。而朝鲜战争的爆发，则为日本实现这2个战略目标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
    为了实现上述2个战略目标，在战后曾4次出任日本首相，其中3次兼任外相，任职总共长达7年的吉田茂，选择了站在美英等西方国家一边的政治外交路线，这一路线为后来的历届日本政府所遵循，因而吉田被称为“创造了战后日本的政治家”。（注：高坂正尧：《宰相吉田茂》，中央公论社1968年，第6页。）吉田在回忆录中讲到，自己执政时，为了达成对日本最为有利的媾和条件，所考虑的根本问题有2点：1.与联合国的密切接触，以促使国际社会宽恕和谅解日本；2.奉行以美国为中心，全力依靠美国的媾和方针。（注：吉田茂：《回想十年》，新潮社1957年，第3卷第23～25页。）这2点所考虑的其实是一个问题，即如何依靠美国达成对日本最为有利的媾和条件。因为日本当时被美国独家占领，联合国也受到美国的控制，只有美国才有力量促使国际社会在最为宽松的条件下实现对日媾和。因此由美国政府替日本代办媾和事宜，对日本是最为有利的。吉田对此解释说：“对日媾和会议绝不是象以往的国际会议那样，由战胜国和战败国一起讨论媾和条件。联合国依据和平条约所决定的事情，已经在占领期间就作好了。……与其说和平条约作出了新的规定，不如说是确认了既成事实。和平条约的内容已经在占领时期就逐渐地固定化了。”（注：吉田茂：《回想十年》，新潮社1957年，第3卷第23页。）按照这样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方针，日本竭力在对日和会召开之前讨好取悦美国，以促成美国政府采取对日本有利的媾和政策。
    因此，一方面朝鲜战争的爆发必将促使美国政府改变其亚太战略和对日政策；另一方面，日本如何对朝鲜战争作出反应，又与美国如何调整对日政策相联。从这个意义上看，日本对朝鲜战争的对策与能否实现对日本有利的媾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但是，当时日本还未摘掉战败国的帽子，还没有作为国家的国际行为能力和权力，即无权对国际事务作出具有国家政策意义的政策行为。这就使日本陷入了一种两难境地：作为战败国，它无权参与国际事务；但为了实现对日本有利的媾和，尽快改变战败国的地位，它又需要完全站在美国一边，通过对美国参与的国际事务给予支持，来促使美国采取对日宽大的媾和政策。吉田当时为解决这一难题所采取的办法是：将公开的表态与水面下的对策区分开来。也就是说，在国会答辩时，或对新闻界发表讲话时，采取消极的态度；而在私下里，在与美国秘密交涉的过程中，采取积极的对策。因而被日本国内批评为“秘密主义外交”。（注：高坂正尧：《宰相吉田茂》，中央公论社1968年，第54页。）因此，吉田尽量回避在国会辩论和对日本媒体发表讲话，即使不得不在国会答辩，也常常以“很难对假定的问题阐述意见”为由，拒绝具体地回答问题。（注：《第6届国会众议院会议记录》第8号，第104页。）而更多地与作为合作党派的自由党秘密协商，或单独对外国记者发表谈话，以便向美国政府作出姿态。1947年3月，吉田先是对驻日美军司令麦克阿瑟表示：“媾和以后，日本的安全保障委托给联合国”（注：《朝日新闻》1947年3月18日。）二天后又对澳大利亚记者表示：“希望联合国以及美国保护”战后日本的安全。（注：《时事新报》1947年3月20日。）6月21日，吉田在自由党的大会上发言说：“我们将高举反共、民主主义的大旗，和志同道合的国家共同为人类的幸福，在国际援助的基础上完成复兴国家的任务”。（注：《朝日新闻》1947年6月22日。）表明了以美国为中心，与多数同盟国媾和的政策方针。为进一步表明与美国站在一起的方针政策，吉田在1949年5月7日与外国记者会见时，明确表示：“对日和约签订后，也希望美军留在日本”（注：《朝日新闻》1949年5月11日。）。至此，在朝鲜战争爆发前3年的时间里，吉田已经多次表明了他的媾和政策设想：1.以美国为中心的多数媾和；2.依靠美国保障日本的安全。而此时，美国政府还未曾就对日媾和问题提出过任何正式的方针政策。
    为了实现上述媾和设想，吉田面对着必须解决的国内国外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日本国内的中立主义和全面媾和论；二是美国国防部所主张的对日媾和过早论。（注：吉田茂：《回想十年》，新潮社1957年，第3卷第19页。）
    在战后的日本，民众和舆论鉴于因发动侵略战争而使得国家覆灭的惨痛的历史教训，大多主张奉行中立主义的国家基本政策方针，以免再次卷入惨烈的战争。据《每日新闻》社1949年11月进行的舆论调查显示：日本国民对于“将来如何保障日本安全”这一问题的回答中，赞成“永久中立”的占48.4%，主张“依靠美国”的占20.5%，希望“集体安全”的有14%，“不清楚”的有14.8%（注：《每日新闻》1949年11月21日。）。而麦克阿瑟曾经说过：“将来的日本应该成为东洋的瑞士”的话，也对日本社会上中立主义的流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注：吉田茂：《回想十年》，新潮社1957年，第3卷第110页。）当时日本国内主张中立主义的势力主要有共产党（1950年1月18日召开的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通过了全面媾和的政策方针）、社会党（1949年12月4日通过了“我党对于媾和问题的一般态度”的决议，提出媾和三原则：全面媾和，中立主义，不提供军事基地）和进步的知识分子（1950年1月15日，和平问题谈话会发表“关于媾和问题的声明”），都要求通过全面媾和，实现日本的永久中立。而以吉田为首的保守政治势力以国际关系史上鲜有自我宣布的一国中立得以保持的先例为由，主张依靠美国的保护来维持日本的安全。由于美国政府于1949年11月草拟了对日媾和方案，决心即使得不到苏联的同意，也要推进片面的对日媾和。所以日本国内对立的双方在1949年秋以后召开的第6、第7届国会上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吉田一派反复强调：全面媾和只是理想的原则，在日本被美军占领的情况下不可能实现；与其追求因国际上美苏争执不下而遥遥无期的全面媾和，不如先与愿意对日媾和的主要国家尽早缔结和约，然后使其它国家逐步加入和约。（注：《第7届国会众议院会议记录》第12号，第155页。）
    对于美国国防部的“对日媾和过早论”，吉田政府以向美国提供军事基地的方式来解决。因为美国国防部代表了美军内曾经与日军浴血奋战的对日强硬派的观点，要求通过长期占领日本，削弱日本的军事潜力，消除日本再一次与美国进行军事对抗的可能性，并利用日本作为与苏联在亚太地区进行冷战对抗的前沿基地和远东防线。而美国国务院则从外交和国际战略的角度出发，希望在宽松的条件下尽快实现对日媾和，使日本作为西方阵营的一员为美国的亚太战略服务。国务院与国防部的意见分歧，使美国政府无法在统一意见的基础上拿出对日媾和方案。吉田利用美国政府内部的意见分歧，从1949年秋开始，就与美国国务院开始商谈有关美军长期驻扎日本和向美军提供军事基地的问题。（注：升味准之辅：《战后政治--下》，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年，第350～354页。）因为，如果能允许美军长期在日本保持军事基地和驻军，就可以缓和以国防部为代表的强硬派对日本的疑虑和担心，同意国务院的早日媾和观点。吉田甚至认为：除此之外，别无他法（注：升味准之辅：《战后政治--下》，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年，第355页。）。1950年4月末，日本内阁大藏大臣池田勇人访美时，把日方的上述主张秘密转告了美国政府。（注：宫泽僖一：《战后政治的证言》，读卖新闻社1991年，第24～25页。）
    综上可知，吉田的早日媾和政策设想主要有：1.为实现对日本有利的早日媾和，必须求得美国的帮助；2.媾和实现后，日本的安全依靠美国的军事力量来保护；3.必须长期向美军提供日本领土作为美军基地。如果说，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吉田的早日媾和政策设想还主要是日本方面的主观愿望，还因为美国政府内部的意见分歧而一时难以实现，那么朝鲜战争的爆发，不仅使美国国务院与国防部迅速弥合了意见分歧，而且为吉田政府讨好美国，推动美国改变其亚太政策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