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尽管日本政府公开表明了不介入朝鲜战争的正式立场，但实际上却派出了扫雷舰队参加了在朝鲜的元山一带海面上扫雷的军事行动。1950年9月15日，美军在朝鲜系海岸的仁川登陆，截断了朝鲜军队的退路，朝鲜战局急转直下。美军迅速攻占汉城，并向三八线以北进军。为了扩大战果，麦克阿瑟决定在朝鲜的元山再次发动登陆作战。但朝鲜军队在苏联的帮助下，已经在元山一带海域敷设了大量的水雷。若要登陆，必须首先扫清水雷。但美军在远东地区仅有4艘钢制扫雷（其中3艘在检修，不能立即投入使用）和6艘木壳扫雷艇，根本无法按期完成扫雷任务。而日本当时拥有250吨和125吨的木壳扫雷艇共78艘，官兵1 500人，且自1945年以来一直在日本周边海域进行扫雷作业（扫除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军为封锁日本而敷设的水雷），既有人力和设备，也有扫雷经验。美军于是要求日本政府派遣海上保安厅的扫雷舰队出动到朝鲜的元山等海域参加扫雷作业。
    1950年10月2日，美国远东海军副参谋长巴克少将向日本海上保安厅长官大久保武雄提出了派日本扫雷舰队到朝鲜海域参加扫雷的要求。大久保表示：“朝鲜海域正在展开战争之际，贵方要求实为重大，必须由最高当局作出政治判断。我将立即前往首相官邸求见吉田首相，报告事情经过，请求指示。”（注：读卖新闻社战后史班编：《昭和战后史--‘再军备’的轨迹》，读卖新闻社1981年，第177页。）吉田以“与联合国军合作是日本政府的既定方针”为由，决定应美军要求派出扫雷舰队赴朝鲜参战。（注：大久保武雄：《咆哮之海的日日夜夜》，海洋问题研究所1976年，第209、210、231、262～263、271页。）本来反对向朝鲜派出日本人志愿部队的吉田何以同意向同样的战区派出扫雷舰队呢？其主要原因还是在于日本需要讨好美国。吉田首相自己讲述的原因是，日本尚处于美军的占领之下，很难拒绝美军的要求；如果拒绝美军，很可能加深对于早日媾和持消极态度的美军对日本的不满，对1950年6月美国国务院顾问杜勒斯访日以来推进的对日媾和的进程，产生负面影响。（注：平间洋一：《朝鲜战争中的特别扫雷舰队--海外派兵和政府、在野党的对应》，《外交时报》1992年1月号第83页。）
    如果联系当时的国际环境和美国的对日政策，也许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吉田所考虑的根本问题所在。所谓出动日本人志愿部队一事，仅仅是美国少数议员的提案，并非美国政府的正式要求，因此即使反对，也不会激怒美国政府，影响对日本的媾和。而出动扫雷舰队则是驻扎在日本国土上的美军直接提出来的。众所周知，战后主导美国政府对日政策的主要是国务院和国防部。国务院的前驻日外交官们号称是“知日派”，主张利用日本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基地，为此要尽快实现对日媾和，帮助日本早日恢复经济，重返国际社会。而国防部代表与日军浴血奋战过的美军官兵，是“惩日派”，主张严厉打击日本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潜力，彻底剥夺其重整军备，与美国再次对抗的可能性，反对早日对日媾和。因此，国务院几次提出对日媾和方案，都被国防部否定。美国军方的对日本态度及其实际上占领和控制日本国土的现状，决定了美国政府的对日政策的严厉性和强硬性，使日本政府很难实现早日媾和的政策构想。所以，如何讨好美国军方，缓和其对日本的严厉态度，是日本能否实现早日媾和的关键。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吉田政府自然会答应美军的要求。
    但从国际法来看，当时对日和会尚未召开，对日和约尚未签订，日本还处于战败国地位，还未恢复作为国际行为主体的权力和义务，如果出兵参加朝鲜战争，不仅违背反法西斯同盟国和远东委员会的对日政策，也违反了《开罗宣言》和《菠茨坦公告》等国际法的基本准则。从日本的国内法来看，按照日本《海上保安厅法》第25条的规定，海上保安厅必须是非军事部队。如果公开向交战地区派出海上保安厅的扫雷舰队，将会给国际社会带来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印象，招致强烈的反对；而且也违背了吉田屡次声明的，对联合国军介入朝鲜战争仅限于“精神上合作”的原则，在国内引起“违宪”与“护宪”的争论，从而在国际国内两方面都不利于早日媾和。因此，日本政府要求美军必须出具书面指令，并保证日本扫雷舰队的出动秘密进行。（注：大久保武雄：《咆哮之海的日日夜夜》，海洋问题研究所1976年，第209、210、231、262～263、271页。）吉田也亲自要求所有参加扫雷舰队的官兵，必须保守秘密。（注：读卖新闻社战后史班编：《昭和战后史--‘再军备’的轨迹》，读卖新闻社1981年，第178页。）10月6日，日本扫雷舰队从门司港秘密起航，前往朝鲜。到当年12月15日，在朝鲜的元山等沿海地区的2处海域进行了2个多月的扫雷作业，共有25艘扫雷艇，1 204人参加，排除水雷27枚，其中2艘扫雷艇因触雷沉没，致使1人死亡、18人受伤。（注：飨庭孝典、NHK采访班：《朝鲜战争--追寻分断三八线的真实》，日本广播出版协会1990年，212页。）
    从主观意图来看，日本政府显然是把派遣扫雷舰队赴朝鲜一事，与实现早日媾和联系在一起的。吉田曾表示：“作为日本政府，必须通过与联合国军的全面合作，使对日和约有利于我国。”（注：大久保武雄：《咆哮之海的日日夜夜》，海洋问题研究所1976年，第209、210、231、262～263、271页。）强调了借助扫雷舰队的派出使对日媾和的进程有利于日本的战略意图。日本海上保安厅长官大久保武雄在欢迎扫雷舰队的归来时，也讲到：“特别扫雷舰队的行动，显示出日本今后前进的方向。对于日本作为独立国家重返国际社会，恢复国际的名誉和地位，取得国际信赖，付出了血与汗。”（注：大久保武雄：《咆哮之海的日日夜夜》，海洋问题研究所1976年，第209、210、231、262～263、271页。）而日本政府的这一意图也确实是得到了实现。美国驻远东海军副参谋长巴克少将评价说：“日本特别扫雷舰队在朝鲜扫雷是对联合国军的支援，具有特别重要的国际意义。美国方面对日本海上保安厅的业绩评价很高，我个人认为，这将对日本谋求的早日媾和，产生良好的作用。”（注：大久保武雄：《咆哮之海的日日夜夜》，海洋问题研究所1976年，第209、210、231、262～263、271页。）显然，由于日本出动了扫雷舰队帮助美军，促使美国军方人士改变了对日本的严厉看法，也主张“善待日本”，从而进一步促使美国政府的对日政策从“惩罚”改为“扶植”，国防部与国务院迅速达成了关于对日媾和的一致方案。
    美国政府于是紧锣密鼓地开始推进对日媾和。1950年10月27日，发表基于“宽大精神”的对日媾和“七原则”。1951年1月，国务院顾问杜勒斯携带对日媾和“七原则”访日，与吉田首相会谈。3月，将拟定的对日和约方案，分送15国政府。7月17日，将方案送交日本政府。7月20日，向有关国家发出参加对日和会的邀请信。8月15日，公布对日和约“定本”。9月4日，对日和会在美国的旧金山召开，8日即缔结了对日和约。1952年4月28日，《旧金山和约》生效，日本恢复了作为主权国家的国际地位和法权，重返国际社会。依靠美国政府的全力维护和大力扶植，通过千方百计地与美国合作，以及公开表态与实际政策行为不尽一致的策略手法，日本政府终于实现了其有利于日本的早日媾和的战略构想，连吉田茂本人都认为：对日和约“比预想的更为宽大”。（注：吉田茂：《世界与日本》，番町书房1963年，第157页。）
    除了政治外交上的利益取得之外，在军事和经济上，日本政府也获取了极大的实际利益。军事方面，1950年12月15日，巴克少将会见日本海上保安厅长官大久保武雄，暗示说，现在可是要求美国政府取消日本海上军备限制的大好时机。大久保心领神会，于1951年1月访问美国，经过与国务院和国防部协商，美国同意取消对日本海上军备的以下限制措施：1.舰艇吨位最大不得超过1 500吨；2.舰艇航速最快不得超过15海里；3.舰艇上不得安装火炮；4.不得拥有侦察机和巡逻机。（注：大久保武雄：《咆哮之海的日日夜夜》，海洋问题研究所1976年，第209、210、231、262～263、271页。）使日本在战后短短几年就摆脱了反法西斯同盟国对其海上军备的限制，获得了重新发展海军军备的机会和条件。到50年后的今天，日本已经成为扫雷能力世界第一，反潜能力世界第二，拥有亚洲最大、最多大型水面艇艇的海上强国。经济方面，美国政府向日本支付了特别扫雷舰艇所花费的全部设备、燃料、人事和其它费用，总计2.36981294亿日元（按战后日本政府支付战时债券或军票的比率，当时的1日元约等于现在的120日元），相当于现在的285亿日元左右。（注：能势省吾：《朝鲜动乱特别扫雷史》，日本私家版1961年，第128页。）这对于战后一个时期内财政极为困难的日本政府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从而有力地支持了日本政府的财政金融稳定和国家经济的复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