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朝鲜战争于1950年6月25日爆发，而日本政府的公开反应却是在2周以后的7月11日。这固然是因为朝鲜战争对于日本当时最大的政治课题--媾和，必然产生极大的影响，日本有必要慎重地研究讨论之后，才能作出反应。但也说明了战后日本外交“滞后反应”的行为模式的特点。当时，吉田首相会见记者发表了对于朝鲜战争的正式见解：1.日本国民非常关心围绕朝鲜的国际局势，应坚决排除妨害和平的行为；2.应协助联合国的行动，但处于占领之下的日本不可能给予积极的合作，只能提供运输等消极的合作；3.早日媾和的实现，与日本对朝鲜战争的对应相关。（注：《时事新报》1950年7月12日。）很明显，近在咫尺的朝鲜半岛发生战争，对日本的影响自然是不可否认的，吉田把这一事件与媾和问题相联系，试图通过对联合国提供合作，创造有利于在宽松条件下对日媾和的国际环境。吉田认为：日本的表态不仅是因为日本迟早要加入联合国，奉行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外交政策；而且因为美国早已对朝鲜战争作出了积极而明确的反应，日本的对外政策也必须以日美关系为基轴；所以应该“支持基于国际警察措置的维持和平的行动”，实际上就是支持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对朝鲜的军事干涉。
    为了使日本对朝鲜战争的反应不至于给对日媾和问题带来负面影响，吉田从一开始就声明：日本与联合国的合作必须在宪法的范畴内进行。1950年7月4日，他在内阁会议上强调：对联合国提供帮助“是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实行的行政措置”。（注：《朝日新闻》1950年7月5日。）7月14日又在第8届国会的施政演说中再次表达了同样的宗旨。（注：《第8届国会众议院会议记录》第3号第21页。）这是因为，一方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过5年的短时期时，一旦日本以军事方式介入朝鲜战争，就是再次卷入战争，必将招致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日本国民中支持中立主义和全面媾和的人也将会大大增加，从而不利于吉田所设想的早日媾和。（注：吉田茂：《回想十年》，新潮社1957年，第2卷第176页。）另一方面，日本还是战败国，还处于美军的占领之下，还没有完整的国家外交权力，因此不能以独立的国家意志和政策采取积极而具体的合作行为，只能对联合国的政策方针表示赞成和支持，进行“精神上的合作”。（注：《第8届国会众议院会议记录》第4号第27页。）
    在日本国内，吉田首相则利用朝鲜战争的爆发，开始更为积极地在公开场合表明和推进争取早日媾和的政策观点。1950年7月14日，他在日本第8届国会上发表施政演说强调：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使日本的安全受到威胁，所以全面媾和与永久中立的主张完全不符合日本的现实。选择全面媾和与中立主义，还是选择多数媾和，实际上也是对自由国家还是中立国家的选择，日本只有作为自由国家的一员，国家安全才能得到保障。（注：信夫清三郎：《战后日本政治史》，劲草书房1967年，第4卷第161页。）这是他首次公开攻击全面媾和与永久中立的观点。他还在7月17日的参议院会议上答辩时暗示，即使在对日媾和完成后，美军仍应为保护日本的安全而留住在日本。（注：《第8届国会众议院会议记录》第5号第39页。）这样一来，吉田就把朝鲜战争与以美国为中心的多数媾和设想联系在一起了，并间接地提出了战后日本国家安全依赖于美军保护的基本政策思路。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苦于在远东地区的兵力不足，出现了组织日本人志愿军赴朝作战的论调。1950年7月，美国参议员坎布埃尔特上书杜鲁门总统，要求允许远东美军募集日本人志愿部队。（注：《时事新报》1950年7月10日。）这一消息传出后，朝鲜战争与对日媾和问题遂成为于7月12日召开的日本第8届国会上各政党激烈辩论的主题，成为政党之间政治斗争的焦点。7月15日，在参议院会议上，社会党参议员冈田宗司提问：“朝鲜战争爆发后，一部分国民要求作为志愿军参战”，首相对此如何看待？吉田首相回答说：“现在还没有听到谁提出关于志愿军的申请”，也没有从美国得到派遣志愿军的要求，“如果有的话，作为政府将不会允许。”（注：《第8届国会众议院会议记录》第4号第15～21页。）实际上冈田问的是政府对上述传闻的看法或对策，而吉田回答的是尚无政府间的正式要求，只是假定如果有正式的要求也不会同意。实际上以转移论题的方式回避了直接地正面回答，但吉田也明确地表示：即使美国政府有上述要求，日本也将予以拒绝，从而表明了日本政府的正式立场。7月21日，吉田首相在众议员外交委员会进一步明确表示：“关于志愿军的问题，到现在为止，向政府提出的任何申请也没有。如果有什么申请的话，也不会允许。”（注：《第8届国会众议员外务委员会记录》，第2号第7页。）应该说，日本政府拒绝介入朝鲜战争的方针是很明确的，至少从吉田在各种场合的公开表态看来是这样。但这一次的明确表态与前不久吉田以日本尚无外交权为由，就是否在朝鲜战争问题上采取积极介入方针作出的侧面回答不大一样。因为，一旦作为战败国的日本在短短几年之后就再一次出兵海外参战，必将引起国际社会极大的震动和反对，而国际舆论的反对将使吉田早日媾和的构想完全破灭。
    但是由于7月20日最高法院院长田中耕太郎在大阪高等法院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日本人为了自卫参加联合国的志愿军，在法律上是有可能性的”，（注：《每日新闻》1950年7月25日。）从而再一次引起日本国内的辩论浪潮。对此，吉田表示：“如果发生对日本本土的侵略，自发地出现志愿军法律上自然是可能的，限制在这样一个范围不是很明确吗？”为田中讲话进行了限制性的辩解。（注：《每日新闻》1950年7月25日。）第2天，田中本人也再次会见记者说：“前一天关于承认日本志愿军参加朝鲜战争的报道是‘误报’，志愿军参加朝鲜战争不仅违反宪法的精神，也触犯了刑律。但是，如果将来加入了联合国，在得到联合国要求的情况下，有必要进行个案研究。”并且强调这仅仅是个人的意见。（注：《每日新闻》1950年7月27日。）7月26日，日本法务总裁大桥武夫在参议员法务委员会上答辩时说：“即使向韩国派遣日本志愿军在宪法上的争论另当别论，从日本的国际地位考虑也不希望那样做”，但“志愿军的招募属于行政措置”。（注：《朝日新闻》1950年7月27日。）大桥的发言立即引起了在野党的激烈反弹，指责大桥承认派遣志愿军在宪法上是可行的言论违宪。吉田首相不得不于7月29日在参议院答辩时全面阐述日本政府的正式见解：“法务总裁及田中最高法院院长的见解，我以为只是在法律上的看法。而我从政治上考虑，不能允许日本人志愿军的出现。无论如何，到今天为止，国际社会对日本都存有相当的猜疑，怀疑日本是否会重新扩充军备，误解日本人从来都是破坏和平的好战的国民，由于对日本抱有各种各样的看法，所以存在着对日本所希望的早日媾和不利的情况。”（注：《第8届国会众议院会议记录》第10号第107页。）
    吉田内阁虽然与在野党都反对派遣日本志愿军介入朝鲜战争，但其原因和理由却是完全不一样的。吉田内阁认为：派遣日本人志愿部队在宪法和法律方面是可能的，只是为了解除国际社会的误解，为了实现早日媾和，基于政治上的判断，才不能向朝鲜派出日本人的志愿军。而在野党则是从放弃军备和战争，坚持和平道路的宪法精神，以及奉行中立主义的政治立场出发加以反对的。
    日本第8届国会结束后，美国的国会议员仍在谋求让日本出兵朝鲜战争。8月4日，民主党参议员麦凯纳森提出允许美军招募日本人志愿兵的议案，并致电麦克阿瑟，要求麦帅就上述提案的可行性发表意见。（注：《时事新报》1950年8月6日。）8月7日，众议员珀基也提出授权美国总统招募包括日本人和德国人在内的志愿兵的提案。（注：《朝日新闻》1950年8月9日。）而日本国内的赞成意见也并未停止。众议员菊池义郎和栗山长次郎都在国会发表了赞成的言论。参议院议长佐藤尚武也对记者表示：“日本如果加入联合国，当然不能不应联合国的请求派出志愿兵，即使是现在，如果有这样的请求，也可以答应。”“但是，如果考虑到日朝两国的历史关系和民族感情，向朝鲜派遣志愿兵是不恰当的。”（注：《每日新闻》1950年8月9日。）对此，韩国总统李承晚也在会见美国记者时表述了同样的看法，他说：“如果把日本军队派到朝鲜半岛，恐怕会与韩国人发生重大的冲突。”（注：《朝日新闻》1952年12月3日。）
    直到8月8日，麦克阿瑟就日本人志愿兵问题发表讲话：“早日媾和才是优先的问题，到实现对日媾和之前当然不能接受。”（注：《朝日新闻》1950年8月10日。）才终于结束了已经持续一个多月的关于派遣日本人志愿军的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