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东所产粮食既可远输至山东、河北等地，理所当然地更成为其周邻地区缓急可求的粮食供给地。贞祐三年（1215年）肇州（今黑龙江肇东县八里城）被契丹叛军所围，“食尽，有粮三百船在鸭子河，去州五里不能至”，当时为肇州武兴军节度使的纥石烈德组织人力，挖人工运渠一条，使粮船顺利到达城下[25]（《循吏传》）。文献中没有记载这三百船粮食的运出地点，但极有可能来自辽东。据考肇州位于今黑龙江肇东县八里城[26]，这里是松花江上两条重要水道的汇合处，一条沿松花江至今大安、洮安等县直指上京，另一条则从第二松花江或拉林河南下，至辽东各地。由大安、洮安向西就是临潢府一带，金末聚居在临潢一带的契丹人基本已脱离了金廷的制约，以留哥为首的叛军甚至直接围攻上京、东京的城镇，当然不会有粮船来自那里。而沿第二松花江南下可至辽东，也可由此进入中原，而这时的中原正值战火的冲击之下，贞祐二年，迫于蒙古大军的压力，金将都城再一次南迁至汴京，次年五月蒙古大军攻陷中都，占领河北、山东。金室被逼到黄河以南，百万随迁人口的食粮已使朝廷百般筹措，更不会有余力支持塞北，因此粮船的来地只能是辽东地区。金末朝政动荡，但辽东一带仍能显示出其经济优势，平时这里更应是塞北最富庶的地方，正因为这样金人称“上京、辽东，国家重地”[27]（《奥屯襄传》），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认为，辽东已在某种程度具有粮食生产基地的职能。
    三、北京路的农业生产与区域分异
    金初曾分置北京、临潢府两路，大定年间合为北京路，其辖境大致相当于辽中京道的全部、上京道今西拉木伦河流域以及医巫闾山北端各州县。辽代这一地区约有21万户，104万人口[28]，《金史·地理志》记载金代北京路共有41万余户，合人口246万，总数似乎比辽高的多。但辽金两代户口统计制度不同，辽只将从事农耕业的定居作人口为户口统计对象，而金的户口统计则包括猛安、谋克在内的各族人口。若农业民族与非农业民族各占一半的话，那么农业民族只有一百二十多万口。（注：王育民《中国人口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认为辽境内未着籍的人口包括部民、宫户以及媵户、二税户等，其中部民约15万户，宫户约10万户。这些未着籍人口主要分布在辽上京、中京地区，总户额应超过20万，与着籍人口户额接近。）仅从劳动力条件来看，金代北京路的农业生产规模不但不比前朝大，反而有缩小的趋势。
    金代北京路人口主要集中于辽西一带，其中义州、锦州、兴中府、建州人口密度最高，约在50-60人/km[2]。如果看一下地图，不难发现这几州或处在傍海道上，或位于大凌河沿岸，都地处交通冲要。交通因素对这里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无论金前期以上京为都，还是海陵王迁都燕京之后，“内地”与中原地区的交通往来主要行经这里，频繁的交通往来，促进了交通沿线的人口集中与农业开发。从考古发现看，临潢、北京两路各类农具的出土也以辽西一带为多。辽宁新民县前当地铺金代遗址发现有铧、镰等农具及聚落遗址[29]；法库县包家屯乡刘邦屯村金代居住址，发现有铁铧、铁犁镜、耥头等农具；[30]绥中县城后村发现有金代铧犁、耥头、铁犁牵引、铁锄、锄板、镰等农具[31]。此外在临潢路境内，今内蒙巴林右旗宝日勿苏镇老房身村发现金代大犁铧、小犁铧、犁镜、锄型器、锄钩、锄板、镰，从这些农具的形制看，与黑龙江肇东县八里城、辽宁绥中县城后村、新民县前当地铺、吉林集安县钟家村等金代遗址发现的农具基本一致[32]，都具有较高的工艺水平。
    辽西之外北京路其他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强度都不如前潮。如大定府一带原奚人居住区，本是辽代塞外经济发展程度最好的地方，金代国家政治中心由西拉木伦河流域转向阿什河流域后，傍海道成为南北来往的主要通道，原来联系塞北与中原地区交通的大定府一线失去原有的区位优势，经济地位亦随之下降。金前期虽曾将奚人六猛安“徙居咸平、临潢、泰州”等地，而将女真人迁至奚地，但这样的迁移主要是出自于政治上的考虑，对于当地经济发展并没有起到实质性的促进作用。
    与辽代相比，北京路临潢府一带的农业生产最显低落。金初省去辽12行政州、16头下州、31县的建置，曾一度设置临潢府路（后并入北京路），临潢府路辖境与辽上京道的核心区域基本相似，路下只置3州府，即临潢府、庆州、泰州，下辖7县。金对临潢府一带州县的省并是经过一番考虑的，被省并的或与辽祖先传说有关，或是祖先的重要活动地点，或是祖陵所在地。这些地方并不是发展农业生产最有利的地方，如永州、龙化州均在沙碛之中。通过这样一番省并，使农业开垦区更向临潢府附近集中。州县数额削减，人口与劳动力也相应减少。辽代以临潢府为核心的西拉木伦河流域农垦区，仅农业人口就有50万左右，而金代包括非农业人口在内的全部人口也不过42万。人口锐减必然影响土地开垦量，并造成农业生产衰落。而农业生产衰落使人们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更差，因此在金代文献中屡屡见到赈济临潢饥民的记载。大定三年（1163年）金遭遇饥荒，世宗诏令“临潢汉民逐食于会宁府、济、信等州”[11]。临潢府一带的汉民是从事农耕生产的主要农业人口，饥荒发生后，附近地区的收成都同样不景气，才被迫令这里的农民到数百里之外的会宁府去觅食，可见这里的农业生产水平是较差的。大定九年又逢饥荒，朝廷再次诏令，赈临潢等地猛安、谋克户。[11]即使是在正常年份，临潢府的居民也常自给不足，所欠粮食需“藉北京等路商贩给之”，倘因粮价昂贵等原因未能按正常期限运来粮食，则一些“饥饿之徒”往往会聚众滋事，甚至做出“杀太尉马，毁太府瓜果，出忿怨言起而为乱”的激烈举动。[33]（《董师中传》）
    劳动力减少本来已经滞缓了农业发展进程，大量非农业性的劳役又进一步干扰了正常的农业生产。明昌四年（1193年），大理卿董师中曾上疏道：临潢一带“民有养马签军挑壕之役，财力大困，流移未复，米价甚贵”。[33]（《董师中传》）由此可知，临潢诸路的百姓主要困于三样重役，这就是养马、签军和挑壕，在这些重役的压力下，不但当地财力大困，而且也不断造成人口流移。
    所谓养马是朝廷将国家官马的牧养地设在这里，辽代上京道即设有牧场，金袭辽制，初有五群牧所，世宗时改置为七，除合鲁椀、耶鲁椀两群牧所在临潢、泰州以及大定府武平县境外[34]（《岳志》），大多群牧所的设置地点已不可考。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临潢一带应占很大的比重。女真语称群牧所为“乌古鲁”，提控诸乌古鲁是主管群牧的主要官员。明昌四年（1193年）以庆州刺史石扶员兼任此职，庆州位在临潢府附近，以庆州刺史兼此职，可以说明群牧所在临潢路内最为集中，否则就不会形成如此兼职之例了。大片官牧场的出现，不但占用土地，而且需要调用劳动力，这一切必然要影响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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