割据称雄的地方军阀也是资产阶级民主宪政的敌人。从晚清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传统的政治结构日益解体，中央政权严重倾斜，地方势力急剧膨胀，社会呈现着高度分散化的特征。地方主义的恶果产生出大大小小拥兵自重的武人，甚至民初一度参与过护国运动、护法战争的某些革命党人也演变为独霸一方的实力派。他们为所欲为地搜括，永无休止地厮杀，阻碍了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窒息了资本主义经济、文化的发展。本来就发育不良的地方民主被摧残得严重畸变。怎样拔乱反正？资产阶级联省自治人士认为，要解除政治、经济等的束缚，其先决条件是解除军人的武装，实行联省自治，即在军事上，废除督军，裁汰军队，或以平民义勇队取代各省督军控制的军队，或将必需的部分军队置于省行政长官省长的掌握中，同时限制军人干预行政，由此而掀起规模较大的“废督裁兵”运动。在政治上，改造代议制度，实行直接民权，由省民自决自治，“既无待于中央之颁布自治章程，亦不受任何方面之操纵利用。惟本自决之精神，以从事于根本之组织”，防止“军阀之专权”及“劣绅之操纵”[14]。可见，联省自治也是资产阶级联省自治人士为对抗它的另一敌人--地方割据势力而提出的政治斗争手段。
    从国际形势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激发了各被压迫民族的觉醒，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20年代初中国联省自治的产生。大战引起了十月革命，开辟了无产阶级革命和被压迫民族独立运动的新时代。1918年至1923年，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独立运动形成了新的高潮。中国资产阶级联省自治人士从中受到了鼓舞，纷纷加以鼓吹，主张加以仿效，实行省民自决，就连正在转变的青年毛泽东也受到较大影响。他在长沙《大公报》上发表文章说：“世界的大国多半瓦解了，俄国的旗帜变成了红色。波兰独立，捷克独立，犹汰、阿剌伯……全世界风起云涌‘民族自决’高唱入云”，积极主张各省“自决自治”[15]，并从事于湖南自治运动。许多联省自治人士毫不讳言，他们发起的联省自治运动就是“欧战后民族自治之影响”的结果。
    可见，联省自治的勃兴是内力与外力共同作用的结果。诚如当时联省自治人士所言：“省宪运动之主因，乃起于国民良心上之要求：内则感于武力压迫之痛苦，非分权无以夺其势；外则受世界思潮之震撼，非自治无以谋生存。”[16]
    三、契机
    联省自治运动之所以在20年代初勃然而兴并在短时间迅速席卷全国，是因为当年国内政治格局的变化为它的萌生提供了有利的契机。
    政治格局变化之一是直皖战争的结局，北洋军阀内部斗争不仅没有解决，反而又形成了直奉两系之间新的角逐，北方军阀呈现出土崩瓦解的格局。二是桂系把持的护法军政府的瓦解，不仅仅表明桂系军阀的战败和政学系的失势，而且表明西南各省军阀在政治上失去了依靠，表面上维系西南的纽带随之断裂。而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虽苦心经营多年，但渐渐失去感召力，所以新的护法运动前景暗淡，恐难持久。西南的格局已呈现分崩离析的状态。
    这两大局势的变化，将中国空前分散化的特征表现得淋漓尽致，呈现出南北不统一、南北双方内部也不统一的态势。这就全面动摇了部分资产阶级人士对中央道路的信仰。北大李四光、王世杰等发表文章，认为“绝对的统一，事实上既极难实现，无论如何，因不宜主张严格的统一，因愈求严格的统一，而统一且愈不能统一”[17]。李剑农等学者也认为武力统一造成了“不惟南北不能统一，并且南也不能统南，北也不能统北”的格局，仍然坚持民国初年的观点：“以为要中华民国真正的统一，只有采用联邦制的一个办法。”[18]毛泽东甚至认为：“全国的总建设在一个时期内完全无望，最好的办法，是索性不谋总建设，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实行‘各省人民自决主义’。”[19]所谓绝对的统一、严格的统一、武力统一、总建设就是走中央道路。在他们看来，中央道路式的统一（无论是武力统一还是护法统一）已走到尽头，不能促成真正的统一，应该改弦更张，实行分治的统一--联省自治。所以他们认定：“垄断的统一屡试屡败，则分治的统一为必由之途径。”[20]
    其实，早在民初联邦制的讨论中，联邦论者就对清廷解体、各省独立的格局进行过反省与检讨，他们认为，那种格局本有建立联邦制的有利条件，可是，在辛亥革命中，联邦制却未能因利趁便。对此，他们极感惋惜，而此刻，这种格局的再次出现，很快就强化了这种心理，似乎为联邦制的确立再造了良机，所以他们极力主张，“借武人分裂之良机，为地方自治之运动”，只须“因势利导”[22]，即可应运而生。这种构想成了他们的普遍心态，联省自治便是这样楔入的。而地方军阀也想在南北夹缝中求生存，保护其既得利益，也极力附和联省自治。正是这样的政治格局使联省自治的产生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和突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