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动力
    联省自治的产生，是资产阶级联省自治人士和地方军阀两支力量合力的结果，但是这两支力量在推进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和目标是完全不同的。资产阶级联省自治派是联省自治的发起者，地方军阀则是一定阶段、一个时期的附合者。本文以具有代表性的湖南、四川为例。
    湖南最早发起联省自治运动。民国以来，湖南久处南北交锋之地，迭经战乱，加之北洋军阀张敬尧督湘时施以暴政，各界人士苦不堪言，要求自决自治的呼声极其强烈。1919年各界人士起而自决，发动驱张运动。就在驱张运动中，湖南进步人士在考虑驱张后的湖南建设问题时，就提出了自决、自治的方针。1920年6月，毛泽东、彭璜等新民学会部分成员就倡导湖南建设应采行两大方针：“第一义则自决主义；第二义则民治主义。”[23]毛泽东等人的主张得到了报、学、商等各界支持，在各界人士推动下，湖南自治运动便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督军谭延闿既害怕北洋军阀南下，又害怕护法军政府北上，为了在夹缝中生存，只好打起自治的幌子。7月22日，发出了自治的通电。
    四川军阀是在12月中旬宣布自治的，但10月、11月，旅沪、旅京川人就在积极鼓吹，并组织自治团体，川内自治的呼声也不绝于耳。这是因为，四川也处在南北的前沿，饱受战争的创伤，同时还遭受到外省客军的蹂躏与省内各派军阀混战的骚扰，人民渴望自决自治，军阀熊克武等也承认：“迩来新潮澎湃，自治声浪，渐增高涨，军、政、学、绅、商各界，以及议会中人，咸积极于自治之运动。”[24]在当时的格局下，连熊克武等人也摆出了不南不北的姿态，抛出所谓联省自治，静观时局的变化。
    如前所述，资产阶级联省自治派旨在以联省自治扫荡军阀政治，重建资产阶级民主宪政。但他们本身缺乏实力，也没形成领导中枢，又不去发动民众，企图在军阀分争的格局下，楔入联省自治，无异于舍本逐末的幻想，其结果自然会偏离其出发点。
    地方军阀高唱联省自治，无不有弦外之音。蔡和森曾揭露说：“力能进取的军阀，便倡武力统一，或主张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如曹吴），仅能自保或希图自保的军阀，便倡联省自治或筹备制省宪，举省长（如川滇），同一军阀，进攻时宣布武力统一，退守时宣布联省自治（如奉张），位置动摇时改称省自治（如浙），或打算取消自治（如湘赵），又如湘赵最初之因首鼠两端而宣布省自治，粤陈之想王广东，反对北伐而主张联省自治……凡此种种，无非是封建的残局之下，军阀专政、军阀割据的必然现象和趋势。”[26]显然，在政治目标上，地方军阀与资产阶级联省自治派大异其趣。地方军阀标榜自治是别有用心，不愿作茧自缚，一旦格局发生变化，他们便卷起旗帜，一旦联省自治触及其利益，他们便搪塞、破坏乃至扼杀。例如力主联省自治的学者任鸿隽曾赴四川游说，劝导军人裁兵，但“舌敝唇焦”，“积牍盈尺”，就是“没有人肯真心裁兵”[27]。既然裁兵行不通，自治就不可能实现，资产阶级联省自治派只有叹惜：“制宪而不能成，虽成而不能行……各省均然。”最终结果证明其“迩时设想殊属幼稚，……纯属舍本逐末的书生之见”[28]。
    总之，联省自治有其复杂的历史渊源和深刻的背景，它是历史与现实、内力与外力、必然与偶然等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产物。它的勃兴既带有渐进性的特点，也打上了突发性的烙印，既有向心力，同时又有更大的离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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