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党和毛泽东等在实践中开创的扩军路线，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和行之有效的，也是符合实行人民战争这一我军战略战术总原则的。因为：
    第一，从总体上来说，中国革命必须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必须实行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和武装斗争的紧密结合。而这条扩军路线，不仅使主力红军、地方红军能稳步地发展壮大，而且使广大农民群众也组织并武装了起来，这既确保了武装斗争的正常进行，也确保了根据地的巩固和土地革命的进行，使得革命力量在红色区域不断发展壮大，积聚起强大的能量，最后夺取全国政权。因此，这条扩军路线是与中国革命的总道路完全一致的。
    第二，从提高我军的军事素质来讲，这一扩军路线保证了我军具有较强的对敌作战能力。当时处在“围剿”与“反围剿”的激烈战争环境里，加之武器弹药的缺乏，使得我军很难抽得出专门时间、而且也无力来进行有系统的军事训练，毛泽东曾描述说：“普通的兵要训练半年一年才能打仗，我们的兵，昨天入伍今天就要打仗，简直无所谓训练。”[2]这对提高我军战士的军事素质是极为不利的。而正确的扩军路线， 使广大红军战士在入伍前就在实践中经受了各种各样的作战锻炼，提高了他们的军事技术，培养了他们守纪律、听指挥的组织性，恰恰解决了这一矛盾，确保了我军具有坚强的对敌作战能力。
    第三，从红军的根本特性来看，这一扩军路线促进了红军与人民群众鱼水般情谊的建立。从根本上讲，“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如果“离开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政权等项目标，也就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3] 红军的这种根本特性决定了它必须采取适当的方式同人民群众紧密结合，决定了它必须既能打仗，又能宣传，还要能生产，不然，红军是无法立足于贫困的中国农村的。共产国际在中国红军的初创阶段，正是因为不了解中国情况，仍按苏联红军的经验指导中国革命，认为红军只是单纯地为了打仗，从而对中国红军的能否存在产生了怀疑。代表共产国际出席中共六大的布哈林在大会上作总结说：不能在一个农民区域中，聚集了这么多不生产的群众--红军。为什么？他说，红军将把老百姓的最后一个老母鸡吃了，会像一个肥胖的大肚子的女人，坐在某一个地方，便在那里大吃大嚼个精光，……到这时候，农民一定起来反对红军。但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创建扩大红军的实践中，立足于中国的实际，正确地解决了红军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建立了军民鱼水般的情谊，从而使部队不断发展壮大。而扩大人民武装的正确路线正是有利于建立军民鱼水情谊的最合适的扩军路线。
    第四，从土地革命战争的特性来看，必须实行人民战争，而这一扩军路线是与人民战争思想相辅相成的。土地革命战争，是红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战争，这种战争具有革命性、正义性、广泛的人民性等特点，正是这些特点使得这场战争具有胜利的可能。但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要把这种可能变成现实，圆满完成红军的伟大使命，还必须根据战争的特性，实行人民战争及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为此，我们党在领导土地革命战争的实践中，明确提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2]的人民战争思想。为了正确地开展人民战争，就必须实行主力红军、地方红军和人民群众武装相结合，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相结合；军民一致、军政一致，调动全体人民参加战争和支援战争的积极性，造成最广泛的全民战争；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发挥根据地党政军民的整体力量，把武装斗争同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条战线各种形式的斗争，直接和间接地配合起来，形成全面的人民战争，等等。而毛泽东等在实践中开创并总结概括成的扩军路线，正是与我党人民战争思想相吻合的。
    第五，实践也证明，毛泽东等开创并加以理论概括的这一扩军路线是适合中国国情的行之有效的。例如，红四军在朱德、毛泽东的领导下切实实施了这一路线，结果红四军由小到大逐步发展，到1930年，经过三四年的成长壮大，成为中央根据地的强大主力；红十二军本身就是由朱德、毛泽东在闽西所武装的农民所组成的，它经过较长时期的发展壮大，亦成为一支坚强的主力红军，曾得到周恩来的充分肯定[9]； 其他如方志敏、贺龙等实施这一路线，也使赣东北、洪湖湘鄂西等根据地的红军得到了壮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