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教育要“补偏救弊，以求适应世界之生存”
    陈独秀作为传播新思想的先驱，其教育思想必然作为封建教育的对立物出现，表现了批判精神和战斗风格。
    陈独秀认为，教育改革应从教育对象、教育方针和教育方法入手。而三者之中，“以教育之方针为最重要：如矢之的，如舟之舵。”关于如何确定教育方针，他列举了欧美各国著名教育家的主张，认为其“共通之原理”不外“智德力三者并重而不可偏倚”。他吸取各家之长认为，“理无绝对之是非，事以适时为兴废”，“教育之道无他，乃以发展人间身心之所长而去其短”。因此，制定教育方针的原则应是“去短择长，弃不适以求其适”，换言之，即“补偏救弊，以求适应世界之生存而已。”（注：《今日之教育方针》，《独秀文存》第15页。）可见，在如何办教育的基本思路方面，陈独秀是主张学习西方近代教育的，但并不盲目地机械搬用，而是有所批判和审视。具体地说，教育方针要“外览列强之大势，内鉴国势之要求”，根据国家的需要和外部形势而确定。陈独秀很清楚，当时的国家政权并不能真正代表国家，国家对教育的指导，仍然是尊孔读经，读书做官那一套。所以他反其道而行之，认为教育的基本要求应是了解人生之真相；了解国家之意义；了解个人与社会经济之关系；了解未来责任之艰巨。一句话，教育的目的在于使受教育者具备个人为社会服务的意识与技能。
    陈独秀提出这个方针，就是要通过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即他所说的狭义和广义的教育），使“昏惰积弱”的国民警醒奋发，急起直追，迅速赶上世界潮流，缩短和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差距，以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
    为适应“世界之生存”，陈又提出现实主义、惟民主义、职业主义和兽性主义四个原则，其精神在于强调教育要面向现实，促进民主，增进生产，以积极态度对待人生，反对虚幻迷信、专横暴戾、游手好闲。他敏锐地看到，现时的世界即“经济的世界”，举凡国家社会之组织，“无不为经济所转移所支配”。而中国在封建教育束缚下，“功利货殖，自古为羞”，不重视生产，以致“生寡食众”，在此经济竞争剧烈之秋，要存在下去，“不其难乎”。除对封建社会轻视生产劳动和商品交换的传统观念尖锐批判之外，他还主张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培养有生产技能的社会劳动者，以推动社会的进步。
    在教学中强调实用，是他的一贯主张。早在1906年任教于安徽公学等校时，他就以极大的勇气和魄力压减灌输封建伦理道德的经学课，由此引起当局不满。是年6月，太平府署理汪昌麟到安徽公学等三校视察后，向省学务处报告说：“三学堂教科，经学最少”；“课本亦多东洋……重外轻内”；指责陈“不以学堂为修业之地，转学堂为护身之符”，“似有背奏定章程”。汪表示要对三校进行整顿以“严加约束”，并要求上司授权“随时督察该三堂，循名核实，遵守定章，保存国粹”（注：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1页。）。反动当局的态度完全可证实陈在教育改革上的坚定立场。
    1920年，陈独秀赴粤主持教育。提出教育改革三大纲领：把教育分为未成年教育、成年教育和专门教育三个层次，对未成年教育要分期做到“绝对普及”；成年教育应纳入社会，通过各种社会设施进行；专业教育中应以工业教育为主，除大学工科外，还要设立甲种工业学校，普及乙种工业学校。陈独秀认为，西洋的进步，国力的强盛，是逐步实现工业化取得的。中国之所以落后，是孔孟经书害人，人们只知读书做官，于国家大事麻木不仁。由此可见他对改造社会的远见卓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