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教育要“取法西洋”
    这说的是教育方法问题。前面已经提到，陈独秀对事物一向有自己独立的判断力，无论是老祖宗或西洋，都不盲从。但在教育方法上，他却旗帜鲜明地提出“取法西洋”。1917年7月，在北大文科学长任内，他曾赴天津南开学校作《近代西洋教育》演讲。他说：“取法西洋”既非盲从西洋，也不以东西方势力大小为依据，而是个“是非问题”，是因为“西洋文明远在中国之上”（注：《独秀文存》，第107页。）。这个结论原则上说是正确的，尽管尚未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陈独秀，还不能把当时东西方的差别概括为两个时代的差别，但已能从政治经济制度的优劣，生产力水平的高低，经济实力的强弱，精神风貌的差异等等得出一般性结论。以落后学先进正好反映出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这也是当时先进知识分子向西方学习以救亡图存的总构想在教育战线上的反映。
    应该看到，陈主张学习西洋，并非胡乱抓上一把，以读几本洋文书，学一点理化博物为满足。这种情况在清末民初的新式学堂中不在少数，所以教育改革收效甚微。陈独秀认为，教育的作用在于培养人才。人的善恶智愚和先天自然有关，但其后接受教育的影响则不能否认，如木材只有经过加工才能成为器具一样。未受教育的人，好象生材；已受教育的人，好象做成的器具。“人类美点，可由教育完全发展；人类的恶点，也可由教育略为减少。”（注：《独秀文存》，第106页。）这就是说，教育是加工过程，而加工的对象是人，应该在这个认识基础上选择学习近代西洋教育。他提出：第一，自动的而非被动的，启蒙的而非灌输的。这说的是教育方式方法上如何正确处理教学双方的关系问题。陈指出，中国旧教育和西洋古代教育，一心只要学生读万卷书，做大学者，多半采用灌输的办法，对儿童心理，人类灵性则“一概抹煞”。这样教出来的人只是“人做的模型”，“能言的鹦鹉”，没有真实见地，自动能力。他赞扬近代西洋教育的启发式教授法，能使人类固有的智慧得以自由发展。第二，世俗的而非神圣的，直观的而非幻想的。陈赞扬欧美“注重职业”教育，所教功课，“无非是日常生活的知识和技能”，一切煮饭、烧菜、洗衣、救火、救溺、驾车、驶船等事，无一不实地练习。他认为教育“应该弃神而重人，弃神圣的经典与幻想而重自然科学的知识和日常生活的技能。”这正反映了教育对象是人的特点。第三，全身的，而非单独脑部的。陈严厉抨击旧教育只知读死书而不重视体育的弊端。他说，学生死读书的结果是“歪着头，弓着背，勾着腰，斜着肩膀，面孔又黄又瘦，耳目手脚，无一件灵动中用”。因此，应使学生“全身皆有训练，不单独注重脑部”。但陈也注意到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他认为，中国古代的教授方法并非一概是“教训式”的，欧美各国的现代教授方法也并非一律是启发式的。例如中国的孔子在回答诸弟子问孝问仁时，就没一个相同的答案，这正是孔子“因材利导启发式的教授方法”（注：《独秀文存》，第384页。）。说明陈在阐述教育思想时已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了批判继承的科学态度。
    综合起来看，陈独秀已开始认识到教育对象应该得到德智体的全面发展，当然这些认识还有待系统与深化。
    四、教育要“重在改良社会”
    1921年1月，已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陈独秀，发表了《新教育是什么？》的演说，对新旧教育的差别和对立作了进一步探讨，表现出开始运用马克思基本原理探索教育规律的意向，而不再象以往那样笼统地主张学习西洋。
    陈独秀指出：教育组织形式（科举和学校）的不同，教材种类（经史子集和科学）的不同，还不是新旧教育的根本差别，新旧教育的根本差别在主义（宗旨）和方法的不同。旧教育的主义是“个人的”，要“做成伟大的个人”，新教育的主义则是“社会的”，是“重在改良社会”。在方法上，旧教育是“教训的”，新教育是“启发的”（注：《独秀文存》，第378页。）。
    陈独秀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观点，说明社会支配个人的力量比个人支配社会的力量大。从中国情况看，是有了中国社会才产生孔学，而不是有了孔学才产生中国社会。要改革社会便非从一般制度上着想不可。由此便应当知道“改革教育底注重点在社会不在个人了”。他主张教育改革应重在社会的观点包括两层意思：一方面，教育应提高社会全体成员的素质，而不是只重视造就少数“圣人”；另一方面，教育的最终目的是改造社会，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
    陈对旧教育脱离实际的弊端作了更深入的剖析。他指出，旧教育只是一种装璜门面的奢侈品而不是必需品，缺少应用效力。学农的只知背讲义，未曾种过一亩地给农民看；学工的只知在讲堂上画图，未曾在机械上、应用化学上供给实业界的需要；学矿物的只记了许多外国名词，但见了本地的动植物却茫然不解；学经济学的懂得一些理论，抄了一些外国的经济统计，但对于本地的经济状况却毫无所知。因此，他大声痴呼：学校的课程设置，“必须适应学校所在地社会底需要以及产业交通原料各种状况”。如广州附近丝业昌盛，就应设蚕桑学校；潮惠近海，应设水产学校；北江多森林，应设森林学校，如此等等，总之是服从“社会需要的原则”，即要从本地的实际出发来兴办教育事业。
    综合上述，笔者认为陈独秀的教育思想和实践反映了以下特点：
    第一，陈独秀的教育思想与实践，是作为陈独秀革命活动的一部分而存在的。陈是教育改革家，但首先和主要是革命家。教育事业于他，也颇与孙中山以“医术为入世之媒介”而从事革命活动一样，是摧毁旧制度的需要，这也是他锐意改革教育的根本原因。第二，陈的教育改革观，总的说来，是为了推进中国社会的近代化，包括社会生产的近代化，政治经济制度、物质文化生活、价值观念的近代化，他力图使教育改革成为促进这一总目标的一个动力和有机组成部分。所以，其教育思想的核心仍然是学习西方模式，这与他的政治主张是并行不悖的。1920年以后，他开始了新的探索，但由于全力投入政治活动，新的探索未能继续下去。第三，教育方法上的启发式，教育内容上重应用，重实效，强调教育要结合地方实际需要，这是陈独秀教育思想的又一重要特点。这些观点，不但在当时具有突破时代的意义，就是今天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