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在历史舞台上所担演的诸种角色与其人格而言，人格胜过了角色。人格是人生观的集中体现，张学良的“不屈服、不卖国、不贪生、不怕死”[1]（P25）的人生信条，被认为是处在乱世中的伟大心灵对意义和价值的拯救，因而他的形象在20世纪沧海桑田的变迁中，越发显得完美和可贵。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我们在世纪之交来探讨这位世纪老人的人生观，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人生目的的选择定位
    人生的问题是多方面的，极其复杂的，但它所涉及的根本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人生的目的与意义。所谓人生观，简单说来，就是人们对于人生目的与意义的根本看法和态度。人生目的依据人的不同需要（物质需要、精神需要、社会需要），可以将其划分为物质享乐型、精神享受型和权力享受型三种。可是这三种享受，说到底都共同有个是自己享受还是他人享受的问题，所以还可将其进一步还原为利己为我的人生目的与无私利他的人生目的两大类。人生目的的自私利己从来无人怀疑，而无私利他却古今中外屡遭否定。但事实上，能够选择后者作为人生目的人的确不乏其例。我国古代当首推那位为兴国安邦事业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贤相诸葛亮，现代楷模则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雷锋。其实，在国难深重的近代，可以达到无私利他境界的先烈更是层出不穷，而生者中，张学良当之无愧。
    提起张学良，很多人都会情不自禁地想到“西安事变”。不错，“西安事变”的确使他惊世骇俗，一举成为30年代中国最耀眼的一颗政治明星，从而达到他人生的巅峰。然而，他也因之过早地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张学良政治生命、军事生涯的短暂，犹如白驹过隙，稍纵即逝，随之而来的便是漫长的幽禁岁月。他不再是政治家，亦不再是职业军人，可是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人们不但没有将其遗忘，反而却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兴趣及研究的热情。这究竟是为什么？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重要的缘由是他高尚的道德、伟大的人格及不屈的尊严感动了后来者。人们看到，即使他身在当年那龌龊不堪、纯粹投机、充满功利、毫无原则权力斗争的况境中，仍能执著无私利他人生目标的追求。张学良自我人生目标的选择定位，在其大量的言谈信函中有充分的体现，反映了他为人处事的基本原则及对人生价值与意义的深层把握。
    对于如何做人，张学良主张要有苦干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要当无名英雄。他说：“当着国家在如此艰难的处境中，我们应深知中华民族久已不成集为民族，我们的多数同胞久已过着非人的生活，在这时候岂容部分国人趋重于个人主义的享乐，岂容部分国人苟且偷生？”[1]（P25）只要每个人都孜孜苦干，那就是所有的人都能有用处，都是国家的好国民”[1]（P28）。当一个人做一件事或干一项事业的时候，应具有怎样的精神？张学良认为应该“无畏勇敢的前进，不顾中途的荆棘蛇蝎，干到哪里是哪里，不失望、不灰心，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倘若中途为猛虎所噬，那也算不了什么。”“假设我们的一切行为是为着良心，为着国家，为着民族，那么一切出发点都是基于大公无我的光明心理，虽然中途少有挫折，又何尝值得悲观？虽然蒙受了重大牺牲，又何用多所吝惜？”“世界上惟有无名英雄，才是真英雄！”[1]（P29）
    对于如何处理个人与他人的关系，由于张学良19岁便奉父命从军，因此在这方面他着重强调的是官长与士兵、军人与民众的人际关系，主张官长与士兵应同生死、共患难，强调民众是主人，军队是仆人。他说：“官长是全军的表率……，官长的思想、行动和生活，都可以影响到部下，支配了他们的思想、行动和生活”[1]（P90）。“官长能与士兵共甘苦，士兵才能与官长同生死”。那么这种精神如何才能养成呢？张学良认为：“唯一的就是官长能在平时爱护他的部下，视部下如自己的子弟，一言以蔽之：就是共甘苦！”[1]（P91）军阀部队每到一处常因其行为不检而遭到百姓怨怒。张学良对此深恶痛绝，他曾不厌其烦地多次训诫他的部下说：“老百姓为什么要纳税国家来养兵？就是老百姓想要过太平日子，要防范外忧内患的骚扰，才肯拿出血汗钱来雇佣我们这些人……；这很明显，民众是主人，我们是仆人；作仆人的自有保护主人的义务，而且必须履行这种义务”[1]（P93）。张学良在这方面的认识完全迥异于旧军阀。
    如何处理个人与民族、国家的关系，这是张学良人生价值观中的核心内容。张学良认为个人要完全服从民族与国家利益，必要时应不惜为之献身。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一个以关心社稷民生、维护民族独立和保卫中华文化为基本内容的爱国主义传统。辛亥革命之后，忠于民族、忠于祖国就成为近代志士仁人的自觉操守。张学良自学生时代起就树立起了“立誓救中国”的人生观。随着他人生经历的不断变化和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认识的不断加深，他的爱国志向更加坚定。所以，无论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政界军界，只要有说话的机会，他便由衷地表示：“我宁肯牺牲了我自己和我的一切所有，也要来尽忠于我的国家”[1] （P22）。“凡有利于吾国者，学良万死不辞”[1]（P473）。1934年在一次视察奉系各部队官兵讲话中，张学良极其诚恳地提示他的部下要牢牢记住：“当着我为国家为民族奋斗向前迈进的时候，你们如果认为我的一切言行是对的，请你们跟我来共同前进！我如后退时，或言行不一致，有违反国家民族利益的行为时，请你们以部下或同学的关系拿手枪来质问我，甚而把我打死！我万一不幸在这个奋斗的环境中牺牲了，希望你们能勇敢的继续奋斗下去！我所以和你们说得这样严厉，正是加重我的责任心；我对你们的励勉愈严厉，则对于我的自勉心必愈重，对于自己的警惕心亦愈重”[1]（P23）。令人敬佩的是，当张学良为自己的人生信念遭遇不幸并付出惨重代价之后，他仍矢志不渝。1990年夏在接受台湾《华视新闻杂志》记者采访时，当被问到“您能不能谈谈您一生的理念是什么”时，年近90的张学良依旧坦然地答到：“我为我的国家，到今天也是这样，……国家要用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我毫不顾惜我的生命”[1]（P506）。
    张学良活跃在军界政坛之时的二三十年代，正是中国军阀割据的黑暗时期。军阀是一种封建势力，但又有着异乎寻常的特点。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军阀集团实际上就是一个个家族性实体，军阀的凝聚就是“私的结合”。为了这个“私”字，控制中央政府的北洋军阀甚至可以代表国家与帝国主义缔结卖国条约。在这个家族意识和宗派意识达到无以复加地步的历史社会背景中，张学良作为统领一方军权的实力派人物和政治家，能把民族、国家利益放在个人、集团利益之上，实在可歌可颂。
    张学良出身于军阀家庭，他的父亲张作霖由土匪头目发展为地方实力派，鲁莽粗俗，视人民如草芥。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张学良能“出污泥而不染”，追求无私利他的人生目标，着实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