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生价值观的实践特色
    时人敬服张学良，是因为他作为军人的勇敢与对民族、国家的忠诚；后人爱戴张学良，则无疑还因为他的贤者风范。精神追求所涉及的道义、人格、理念等词语，是立足于价值立场来解释人生或社会的。作为价值尺度，它一点儿也不虚无缥缈。一个人有怎样的道德、人格，有怎样的理念、追求，都会非常具体地体现在他的生活方式和处世态度中。那么，张学良践履自己的人生观时所呈现的人生轨迹是怎样的呢？略述如下：
    1.至诚至善的坦荡胸襟。至诚至善作为一种为人处世的精神境界，它一方面要求人们做到光明磊落，表里如一；另一方面则要求人们做到宽厚容人，尤其是要求要善待那些曾经冒犯过自己或犯过错误的人。张学良在这方面堪称表率。1928年6月4日，张作霖被炸身亡。奉系一时群龙无首，东北政局呈不稳之势。谁来承继张作霖之位，主政东北？新派老派各持己见，殊不一致。张学良当年27岁，年轻有为，才华横溢。但一些人们难免以其“资历太浅，行纪太轻”为由，反对张学良出任主帅。面对此情此景，张学良并无半点“目空一切，非己莫属”的狂妄和自大。他承认自己确实是太年轻，资历有限，于是在着手办理父亲丧事的同时，即召开东北元老会议，极力推荐德高望重的张作相出任东北保安总司令一职，自己则甘居奉天保安司令之职。在他的积极推动下，张作相终被选为东三省保安司令。这时张学良立即把东三省议会联合会的公推书和印信送上，表示衷心拥护。张作相被张学良的挚诚所感动，拒不接受任职并表示要像支持张老帅那样支持张少帅。于是张学良就任其职，开始了统治东北的少帅时代。
    郭松龄是位颇有骨气的标准中国军人，他为人正直，才干过人，为奉系实力的扩充做出了突出贡献，因而深得老帅的赏识而派他辅佐少帅，张学良对他也颇为敬重和信赖，认其为师长和密友。郭虽为军阀队伍中的一员，却有许多先进的思想。如他痛恨各派军阀的连年战争，主张保境安民，休养生息等。但却难为张作霖、杨宇霆等人所容。于是，郭松龄便在1925年底在冯玉祥的鼓动下，起兵反奉。该事件弄得张大帅惊慌失措，大骂张学良混蛋，认敌为友，盛怒之下竟要处死张学良。后在老伙伴的恳求之下才饶恕了他，并命令他亲讨郭松龄。一面是老爸，一面是挚友，张学良处境十分尴尬，但父命难违。郭松龄倒戈反奉，历时月余彻底失败，郭本人于逃亡途中被俘。你死我活的残酷战争并未割断张学良对郭的眷恋之情。张学良闻知郭被俘后，一再询问郭的情况，唯恐落入张大帅和杨宇霆之手，下令将郭解往自己的驻地，准备私自放他出国。不料杨宇霆早有防备，将郭匆匆处死。事后，杨宇霆等人主张将郭手下的旧属统统杀掉以防后患。是张学良苦苦哀求、力劝老帅不能再多杀一人，才最终保住了郭松龄旧属全部官兵的性命，并不计前嫌地全部加以录用。
    2.见利思义的价值取向。一般说来，义是指人的行为正当合宜，含有道义或正义的意思；利则是指人所追求的功利或利益。所谓“见利思义”，就是人们在有利可图的时候，首先想到它是否符合道德和正义，符合者可取，不符合者应该舍弃。下面的两个事例颇能表明，张学良亦是这方面的典范。
    东北易帜。1928年6月，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军命军进入北京城， 中国关内遂告统一。只有东北拥兵自重、割据一方。东北向何处去？刚刚继承父业的张学良颇费思量：是继续像他父亲那样在日本人的保护下保存和扩大自己的即得利益，还是归顺蒋介石的中央政府，听其调遣，实现国家统一。当时奉系内部主要存在着主张统一和坚持独立两股政治力量。而外部，则有日本人百般威逼和恫吓，阻挠东北与关内实现统一。面对时局，张学良舍弃小我利益，以民族、国家统一大业为重，于当年12月做出重大决策：效忠南京国民政府，东北全境降下了张作霖时代五色旗，升起了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东北易帜，宣告了中国自清末以来北洋军阀分裂割据的混乱局面的结束，使得长期分崩离析的中国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
    武装调停中原大战。1930年国民党新军阀的四大派分化为蒋与阎、冯、桂两大集团互相火并，爆发了中原大战。这是民国元年以来最大的一次军阀混战。远离中原是非之地的张学良，本可以在关外袖手旁观。当时东北的张作相、汤玉麟等老派就主张闭关自守，保境安民不与任何一方合作。1930年9月，以阎锡山为代表的北方反蒋派政府成立了。 张学良经过长时间的观望与考虑认识到：东北地处边陲，日本窥伺已久，如欲抵制外侮，必须保持国内统一。反蒋的北方军事联盟只是一个不稳定的松散联盟，即使打败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日后各派系的纷争也在所难免。蒋介石虽亦不可靠，但较之北方这些乌合之众，尚略胜一筹。张学良反对任何企图建立独立的北方政府，他从来不赞成两个政府分庭抗礼或使中国分裂割据。如此，在两大军事集团都希望能得到他的支持时，张学良决定帮助南京中央政府的蒋介石，对中原大战进行武装调停。9月18日，张学良向全国发表“巧电”，宣告自己倾向意图。 因张学良是当时惟一拥重兵的关外实力派，在这场权力的多边之争中，他的介入无疑将决定一方的成败。所以，当他的部队入关调停时，阎锡山、汪精卫在北京召开的扩大会议倾刻瓦解，晋军退出平津，于是中原大战鸣金收兵解体。至此，民国元年以来的军阀大混战局面基本结束。东北易帜和武装调停中原大战，是张学良对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卓越贡献。
    3.忍辱负重的执著追求。一个人的一生总会遇到逆境，对于一个立志颇高又才能不凡的人，经受冤屈又无人能解常常是不可避免的。面对誉毁，不申不辩、依然故我而前行的人，无疑是真正的强者。张学良正是这样的强者。“9·18”事变发生后， 由于蒋介石的一纸“不抵抗”命令和张学良错误地认为日本人不可能在违反国际公约的前提下发动侵略，其举动只不过是挑衅而已的原因，张学良执行了蒋介石的命令未采取任何抵抗行动，致使日本关东军一夜之间占领了沈阳，此后四个多月又几乎是兵不血刃地占领了东北全境。对此，举国上下只知道张学良的不抵抗行动，不知道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所以张学良为此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骂名，政治声誉一落千丈。面对这一切，张学良不推托责任，抱着自我牺牲的精神，慷慨无私地把这一切都承担下来，甘当替罪羊。
    1936年12月，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是联共逼蒋抗日。可当时他的拳拳报国之心除了中共和一些左翼爱国团体及青年学生组织外，似乎无人能懂。国内舆论大哗，什么“叛乱”、“叛逆”等指斥声不绝于耳。一时间，张学良在世人眼中竟变成了一个与他父亲一样的绑票土匪[2]（P195）。对此，张学良除了向全国发表通电， 阐明他的爱国抗日的八项政治主张之外，对事变本身的抨击及对他个人的人身攻击，均不辩一词，即便是在50年的幽禁岁月之后。他说：“我这人从来是任人褒贬……，一切毁誉由人，不但现在这样，过去也这样”[1]（P609）。当问及原因时，他回答：“不愿伤害他人”[1]（P513）。 张学良就是这样，为了民族、国家，为了他人利益，宁可自己受冤受辱，只要问心无愧，只求心灵得安。
    4.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慨。死对于一般人来说，是一个非常恐惧或忌讳的问题，但在张学良那里却毫无顾忌。他常自夸：“我从来不把死生放在眼里”[1]（P521）。听其言观其行，此话绝非戏言。 作为职业军人的张学良，他这种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是有口皆碑的。
    第一次直奉战争，奉系全线崩溃，唯有张学良率领的东路军第二梯队，靠着勇猛无畏的殊死恶战，才最终成功地阻止了吴佩孚精锐之师对山海关的进攻，守住了奉系地盘。第二次直奉战争，奉胜直败。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张学良的部队在两军冲突最激烈的据点--山海关奋勇歼敌，最终立下战功，奠定了奉系获胜的基础。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为了向世人证明他反对内战，真心容共拥蒋抗日的诚意，而绝不是抱有自己想当领袖的狼子野心，决定亲陪蒋介石回南京。尽管张学良已意识到他此行凶多吉少，也尽管他的同仁极力阻止他这种英雄主义的主张。他说：“我是个军人，我做这事我自己负责……我是反对内战的，当时我要是不那样做，内战会更扩大，为了停止内战，我对牺牲自己毫不顾虑”[1]（P656）。
    张学良人格中的这种大无畏精神，在领兵作战中屡建奇功，可歌可泣。而当他面对官场上那些阴险、狡诈与反复无常的政治骗子时，仍然侠肝义胆地一路英雄下去，就难免铸就他人生的悲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