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作为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发展的一个分水岭，对国共双方、中国的抗战大局以及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都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中国所引起的震荡也是十分剧烈的。对这一事件，史学界从不同的角度已进行过大量深入细致的研究，其研究成果已相当宏富。但笔者注意到了这样一种现象：过去研究皖南事变时，著论者很少重视国内舆论界内发生的变化，尤其是对报纸的言论关注不够审慎，造成了在一些研究成果中出现了事变发生后似乎舆论界都是站在共产党一边，表示同情，并一致谴责国民党的不当认识。报纸是舆论界最重要的载体，其言论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现实，并代表着一定的阶级倾向，在社会上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因此，对报纸对皖南事变的反应进行研究，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笔者因条件所限，仅选择了代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大公报》和《申报》作为对象，就其在皖南事变前后的有关报道作一回顾和评析，以图揭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皖南事变及其善后问题上所持的态度。
    一
    在皖南事变前，《大公报》和《申报》，对新四军持有不同的态度。
    《大公报》是一份民族资产阶级性质的报纸，创刊于1902年，总部设在天津。七七事变后，天津陷于日寇之手，《大公报》被迫在天津停版。迁至武汉后，于1937年9月18日开办了汉口版。1938年10月武汉失陷，《大公报》即于同年12月开办了重庆版。在国民政府陪都重庆，《大公报》成为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民营报纸中，销量最大、社会影响最广泛的报纸，甚为中上层人士和知识分子所喜爱。（注：重庆抗战丛书编篡委员会：《抗战时期重庆的新闻界》，重庆出版社1995年8月，第57页。）
    《大公报》最重要的特色是社评。作为该报表现其政治立场的灵魂的社评，在海内外有着极高的知名度。（注：陈纪滢：《论大公报》，台湾《传记文学》第34卷第1期。）加之，因遵照国民政府的命令和受纸张奇缺的影响，汉口版、重庆版《大公报》都是一日一大张，由此，更突出了《大公报》社评的重要性。（注：陈纪滢：《论大公报》，台湾《传记文学》第34卷第1期。）
    但是，就是这样一份以“客观、公正”自居，有着重要影响的报纸，在皖南事变以前的报道或社评中，对国共通过谈判将江南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事实竟未置一词。在笔者仔细翻阅了这段时期的《大公报》后，也未见有公开报道新四军在敌后地区开展游击战或介绍新四军的任何消息。这与《申报》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申报》创刊于1872年4月，总部设于上海。抗日战争爆发后，因上海沦陷，该报又拒绝接受日本新闻检查，于1937年12月14日被迫宣布停刊。此后，《申报》先后于1938年1月15日--7月31月，3月1日--1939年7月10日开办了汉口版和香港版。1938年10月10日，《申报》又重新在上海以美商哥伦比亚出版公司名义复刊。
    1937年9月28日，蒋介石正式发布命令，任命叶挺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的军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又于10月12日正式颁布了新四军的番号。对于南方红军改编为新四军，《申报》以积极的态度予以了重视，并进行了客观的报道。如《赣湘浙皖闽边境游击队改编效命抗战放弃过去一切活动并服从政府随全国友军及第八路军之后》的报道，就初步使社会对即将改编组成的新四军有了认识。在这篇报道中，还介绍了作为南方红军游击队领导人的项英致书各边境游击队的内容：“我们因民族危机的紧迫，为挽救国家的危亡，为求达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于是取消过去苏维埃运动，和暴力夺取土地等政策，以求得全国团结一致，共赴国难。”（注：《申报》1937年9月30日。）这样的报道，更使得社会上对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游击队接受改编的原因和目的有了了解。在另一篇题为《项英率领之红军参加抗日之经过》的报道，又全面介绍了接受改编的红军游击队及其奔赴抗日前线的过程。（注：《申报》1939年1月4日。）此后，《申报》对新四军的活动进行了大量的报道，概括起来有这么几方面的内容：
    第一，报道了新四军组建后开展大规模游击战的消息。如：《江南三角地带大规模游击战主要目标为各交通线部队包括新四军等》（1938年9月12日香港版）、《新四军声势浩大与日军交战百五十次兵员已增至六万余人日军伤亡在千人以上》（1938年12月11日上海复刊）、《大江南北展开游击战争新四军纵横京沪各地日寤寐不安疲于奔命》（1938年12月17日香港版）、《新四军战绩--兵额十万蔚为劲旅驰驱南北屡建奇功》（1940年1月5日）、《青沪路游击战新四军出动》（1940年4月18日）等多篇。
    第二，报道介绍了新四军的主要领导人及其活动。例如：有关于新四军军长叶挺的报道，如《新四军逼近京芜叶挺接见外记者》（1938年10月30日香港版）、《新四军军长叶挺奉命回粤参加游击战争》（1938年11月30日香港版）；有关于新四军副军长项英的报道，如《项英之印象与谈话--项氏曾参加工人运动成绩显著竭力赞同统一战线意志极坚强》（1939年1月15日）。此外，该报从1939年3月28日--4月3日还连续7次以《新四军一年来抗战经验与教训》为题刊载了项英总结新四军抗战经验和教训的演讲稿。
    第三，多层面多角度介绍新四军的情况。《申报》从1939年1月6日起连续刊载了英文《大美晚报》特派员贝尔登介绍新四军的通讯，文中有介绍新四军士兵训练，士兵生活及募兵状况的文章，如《新四路军注重士兵战术训练士兵并非招募而来纯属是自动入伍的》（1939年1月6日）、《新四路军士兵生活之一斑--每日受军事政治指导性的问题实无暇想及》（1939年1月19日）；有介绍新四军内部组织状况及政治工作的文章，如《新四路军分政治军事两系统政治制度为该军生命线》（1939年1月8日）；有介绍新四军开展群众工作的文章，如《新四路军注重民众间工作--到处得民众协助作战政治部极力组织民众》（1939年1月11日）；有介绍新四军对敌瓦解工作及俘虏政策的文章如《新四军对敌人间工作一斑--散发日文招贴与日语口号香河被俘后参加政治工作》（1939年1月13日）；有介绍新四军战术的文章，如《新四路军之战术--秘密神速袭击日军》（1939年1月16日）；有介绍新四军与地方关系的文章，如《新四路军表示不干涉地方行政并称无独立经济政策》（1939年1月22日）。
    从以上我们不难看出，《申报》有关新四军的报道从数量和内容上都比较广泛和丰富。不过，《申报》对新四军的报道到1940年4月份就完全消失了，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皖南事变发生前夕。这恐怕与国内政治气候的变化相关。
    19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溶共”、“防共”、“反共”、“限共”的方针，设立“防共委员会”。1940年以后，国共两党关系渐趋紧张，《申报》受国共关系变化的影响，在列布有关新四军方面消息时不得不谨慎从事。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政治气候发生变化，《大公报》的反应又与《申报》有所不同。1940年12月19日该报发表篇名为《政治团结军事统一》的社论，开篇即认为“我们内部还在谈论着团结问题，甚至在军事上还有参差失常的现象”是一种不幸。并认为：“问题不在政治方面，也可以说不在党派方面，乃在军事方面”。“军队只能有一个意志，一个命令，一个行动，在最高统帅的统一指挥下向同一目标进行”。社评最后写道：“我们愿更郑重声明：我们为了保障抗战的胜利，在政治上要至诚至敬的吁请全国各界的团结，在军事上也至恳至切的要求全国军队的统一，绝对服从最高统帅的命令，任何一军不能例外。”（注：《大公报》1940年12月19日。）这篇社论正是在国共两党关于新四军问题激烈争论时发表的，它的矛头所指也就不言而喻了。
    从以上看出，在皖南事变之前，《大公报》和《申报》在有关新四军问题上的态度有所不同。但是，无论是《大公报》还是《申报》，局势恶化导致出皖南事变，却都是始料未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