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在皖南事变发生前，尽管《大公报》和《申报》在报道新四军问题上存在着差异，但绝不会料到会发生几乎使国共关系濒于破裂边缘可能葬送抗战大局的变故。正因如此，皖南事变的发生不仅搅乱了国内政局，也使得《大公报》、《申报》等素以资产阶级代言人著称的舆论工具一时深感焦虑和头痛。为何《大公报》、《申报》在皖南事变及其善后问题上配合国民党的立场，并向共产党施压？究其原因如下：
    第一，国民党政权在当时毕竟代表了中国的“正统”，具有一定的权威，对部分民众还存在着一定的吸引力。第二，作为民族资产阶级性质报纸中的排头兵，《大公报》的观点、立场对《申报》影响很大。如果说皖南事变前《申报》对新四军的积极报道，体现了它比较自由、开放、进步的特色的话，在事变后，其言论之谨慎，则很难再看到其原来的特色，相反，在言论上已难脱《大公报》影响窠臼。而《大公报》强烈体现了文人论政的倾向。主持《大公报》言论的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都是留日学生，深受现代资产阶级自由精神和客观主义影响；但他们同时又深得中国传统文化之熏陶，继承了中国传统文人“忠君爱国、拥护正统”的思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掌握政权的国民党理所当然地成了《大公报》所拥护的“正统”。所以，当蒋介石宣称解散新四军，是“整饬军纪、军令问题”，《大公报》就与之唱和，大肆喧染维护“国家中心”的重要性，“军令、军权”统一的绝对必要性。这种观点与其办报人的主旨是完全吻合的，某种程度上说，《大公报》配合国民党的立场也有其必然性。第三，皖南事变是在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在国共合作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民党自然被视为领导抗日的“中心”和“象征”。当国民党借“军纪”、“军令”为名，行一党之私制造冤案后，为防止统一战线分裂、维护全国团结抗日的大局着想，《大公报》、《申报》就只有“箴劝”共产党降低解决善后问题的条件，迅速实现国共和解以完成抗战大业。第四，受商业利益和参政议政观念的驱使，《大公报》、《申报》虽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指责和批评政府，但也是有限度的，这就是它不会也不可能以威胁自己的存在为代价。皖南事变后《大公报》、《申报》态度的变化，就很清楚地反映出了这一点。
    毛泽东曾轻鄙《大公报》对国民党而言是“小骂大帮忙”，以上述事实而言，这句话不难理解。但以客观而论，却不能说《大公报》的言论对共产党没有发生任何积极作用。就以皖南事变善后问题来说，在关于中共代表是否出席二届一次国民参政会的问题上，当《大公报》、《申报》发起“箴劝”中共代表出席以维护团结抗战大局的舆论攻势后，在重庆的周恩来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曾向中共中央建议：“此次参政会我们得了大面子，收了大影响”，“参政会的文章已做到顶点，应该转个弯了”。“现在全重庆都在等我们消息，盼望我们出席”。（注：《周恩来关于出席参政会问题给中共中央的报告》，见中央档案馆编：《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225-226页。）再以中条山战役为例，当《大公报》发社评督促呼吁中共出兵援助中条山国民党军队时，周恩来不是有连夜复信予以澄清事实、说明真相之举吗？当然，在国共最终实现和解，消除因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冤案所带来的对抗因素时，《大公报》、《申报》到底起了多大作用，这确实是很难估计的。但我们必须承认，《大公报》、《申报》代表着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其政治动向对中国局势的发展是起着很大影响的。唯有如此，在客观研究皖南事变及其善后问题时才不至于只重视了国共双方层面，而忽视了其他力量，尤其是在社会上拥有广大读者群能产生广泛影响的《大公报》、《申报》等资产阶级舆论工具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