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政会正式开幕和结束后，针对国共关系及皖南事变善后问题，《申报》关于国民党方面言论和活动的报道，有《蒋委员长在参政会保证不再以武力制裁共党希望共党立即接受劝告改变态度国共问题在参政会中谋合理解决》（3月10日）、《中央限制共产党活动加强国家团结》（3月14日）、《已解散新四军改编竣事》（4月9日）等。《申报》在参政会闭幕后发表了《参政会中之中共波纹》的社评，认为，“在参政会里所表面化了的问题，虽似复杂，实以军令问题为其核心；其他问题仅许只是短长比较，独有国家军令的必须统一，则是古今中外所绝对的，在战时，尤是绝对的绝对”。（注：《申报》1941年3月14日。）这和《大公报》的言论如出一辙，是站在拥护国民党的立场上。
    同《大公报》一样，《申报》也刊载了一些劝说共产党支持蒋介石的言论，如《电促共党觉醒笃守往昔诺言多作自我检讨无逞意气--市农会整委员致电共党七参政员》（3月23日）、《荷属侨胞团体致电朱毛》（3月28日）、《关于中国问题萧伯纳发表谈话》（3月29日）、《市教育会等联名电箴毛泽东等》（3月29日）、《全市各业同业公会致毛泽东等电深盼悬崖勒马笃守诺言共同奋斗完成抗建大业》（3月29日）。
    关于皖南事变善后问题，国民参政会的召开使国共斗争达到了高潮。但是，在国民参政会出席问题上所形成的国共对立的僵局，并没有维持多久。这年5月日寇在晋南发动中条山战役，外敌的存在和威胁立即把国共关系拉近了，成了皖南事变善后问题的润滑剂。而且日本侵略者的行动，成为人们检视国共关系的指针。
    当中条山战役开始，并且整个战争吃紧的情况下，时刻关注国共关系的《大公报》即于5月21日发表了《为晋南战争作一种呼吁》的社评。社评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列举了诸如日方广播：“第十八集团主力，于我军攻击重庆军时，不但始终持对岸观火态度，且出动游击队威吓重庆军侧面，并乘机解除败残军之武装”等种种说法，虽认为大多出自敌人的捏造，但却“热诚希望第十八集团军能给这些说法以有力的反证”。而且认为，反证的最有力的方法，乃在于“会同中央各友军一致对敌人作战”。最后，该社评用反诘的语气指出：“现当晋境敌军未逞之际，近在咫尺的十八集团军，岂能坐视敌军猖獗而不抗？岂能坐视国军苦战而不援？”呼吁“十八集团军应该立即参加晋南战役”。（注：《大公报》1941年5月21日。）《大公报》的言论等于说共产党不合作抗日了，要将破坏抗战的罪名加到共产党头上。对此，中共立即作出了反应。当天深夜，周恩来就写了致《大公报》负责人张季鸾、王芸生的信。5月23日，《大公报》以《敌所欲者我不为，敌所不欲者我为之》的标题刊载了该信。并同时刊发了《读周恩来先生的信》的社评。周恩来的信用事实批驳了《大公报》的种种不实之词，说明第十八集团军事实上是积极配合了中条山的国民党军队，并郑重声明：“我们一向主张团结抗战，而且永远实践团结抗战。”（注：《大公报》1941年5月23日。）而《大公报》的社评则为自己辩解，认为“我们前天的评论，其实只一句话，即期待十八集团军协同作战的事实尽速表现出来”，以“证明中共今后是否仍在民族自卫的阵线”。（注：《大公报》1941年5月23日。）不仅如此，《大公报》还继续登载了《留港参政员致电朱德毛泽东促十八集团军对敌作战》（1941年5月26日）的电文，又发表了《问军事委员会》的短评，内称：“十八集团军是否业已协同作战？”“如已有协同作战的事实表现，请公布，以慰全国同胞之望；否则，也请说明真相，以便再加督劝”。（注：《大公报》1941年5月29日。）事实胜于雄辩，当十八集团军协同友军积极抗日的消息公布后，《大公报》也就偃旗息鼓了。而皖南事变的善后问题，由于国共事实上的联合抗日，也不再成为舆论的焦点。
    《申报》在中条山战役所牵动的时局问题上的态度，与《大公报》保持了一样的立场。《申报》在这方面的报道有：《十八集团军应赴援中条山--大公报昨日社论呼吁》（1941年5月22日）、《共军进攻晋南日军与中央军合作--周恩来函大公报声明》（5月24日）、《张一麐等联电朱毛》（5月26日）、《周恩来吁请军民团结一致粉碎日本挑拨离间计划打破日封锁准备反攻》（5月27日）、《中条山展开激战共军协助向日军扫击》（5月29日）等。
    从国民参政会中共代表出席问题，到晋南战役中共军队是否协助国民党军队抗日问题，《大公报》、《申报》的表现已如上述。它们俨然以“国民舆论”的代言人自居，貌似公正合理，实则是有意无意地配合了国民党的立场，在皖南事变的善后问题上向共产党施压。应该说，《大公报》、《申报》的立场实际上又正是上一阶段观点和立场的继续，所不同的只是更为露骨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