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41年1月4日晚，叶挺、项英率新四军军部及在皖南的部队9000余人，从泾县云岭出发绕道北上，于5日到达茂林地区时，即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包围。6日，蒋介石以“朱叶各部尚未恪遵命令向黄河以北移动”为由，命令黄河以南国民党军队以武力“强制执行”，“迫其就范”（注：《蒋中正致李长官电》（1941年1月6日），引自《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3辑第11册，第125页。），结果，新四军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除一部突围外，大部战死。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死难。“皖南事变”发生。
    1月7日《申报》刊载的来自路透社的消息，内称：“路透社顷自负责方面探悉，一部分共产军队，已开始移至总司令部所指定防地之消息传来后，关于共产军队之措置问题业已告一段落……据最近消息，表示一部分军队已开赴列为第一防段调防之阵地。”（注：《共军一部开始移防》，《申报》1941年1月7日。）这是两报对新四军移防消息的唯一报道。但由于国民党新闻封锁对于新四军于移防途中已遭国民党军队围歼的事实，两报均未报道。
    1月1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表了关于解散新四军的通令和军委会负责人的谈话。第二天，发生皖南事变的消息才见诸各报端。“皖南事变”的消息一经公布，就立即在全国掀起了轩然大波。对这一严重事件，新闻界如何表态，持何种立场，无疑在当时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设在重庆的《大公报》，深感局势严峻，处境险恶，虽于1月18日刊载了“通令”和“谈话”，但素以社评见长闻名海内外的《大公报》此次却一反常态，没有发表社评，采取了冷处理的手段，以保持沉默来表示了自己的立场。
    然而，解散新四军事件毕竟是一件攸关全国抗战大局的大事，对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也有重要影响。作为代表中国资产阶级利益的报纸，对此一事件乃至时局的发展持何种态度，《大公报》不能不有所表示。在内外压力之下，《大公报》终于在1月21日发表了《关于新四军事件》的社评。这篇社评通篇未用“叛军”字样，还赞扬了共产党在西安事变时的态度。并指出：“我们敢信中共现时必仍然信守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原则。在信守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原则之下，任何党派的政治主张，或因求治之急而近乎激，非但可谅，亦且可敬”，奉劝“国民党尤其要贯彻孙先生天下为公的伟训，努力造成清明公道的政治”。最后，社论认为：“就政治观点以论新四军事件，这部分军队原质本有微异，而且是抗战发动后才加入国军的战斗序列的，我们虽不必请求政府对之另眼看待，却报希望统帅部之慎重处理，于整肃军纪之外，不可偶或渗入感情的成份。我们恳切希望叶挺氏个人能邀得宽大的处分，更恳切希望中央小心翼翼的处理此问题，勿使有节外的牵连和蔓延！”（注：《大公报》1941年1月21日。）社评虽然认为“而就军纪军令以言，统帅部的处置是无可置议的”，未公开谴责国民党政府以武力解散新四军的做法，但字里行间还是隐含着对共产党的同情。陆军喉舌《扫荡报》于次日发文，对《大公报》“主张宽恕与新四军事件有关之共产党领袖”的观点予以辩驳，“力言严明纪律及惩处负责者为必要”。对此，《大公报》在25日刊发了一条《新加坡一侨胞来电拥护本报二十一日社评主张》的消息作了应答。
    如前文所述，在皖南事变前，《申报》对新四军予以了积极的报道和热情的颂扬。此次事变的发生，使该报猝不及防，十分被动。1月18日，《申报》和《大公报》一样，也刊载了“通令”和“谈话”，且未发表任何评论。所不同的是，这份重新闻轻言论的报纸，连续报道了国内外对此事的反应。如：《中央日报扫荡报论解散新四军为贯彻军令之断然手段与政治及其他部队无关》（1941年1月20日）、《对新四军解散事苏使馆未提诘问所传种种绝对子虚叶挺如何处分未定》（1月21日）、《解放新四军案应极慎重--大公报之主张》（1月22日）、《渝各报注意国内政局》（1月23日）。此后《申报》停刊5天，这大概是皖南事变发生后国内舆论界中绝无仅有的。该报在1月24日-29日期间曾短暂停刊（注：此次停刊不见于介绍《申报》的各类文献。参见《上海图书馆藏中文报纸目录》（1862-1949），上海图书馆1982年12月编辑出版，第115页。），笔者仔细查对了前后的序号，发现停刊前和复刊后的序号是相接的，也未发现能导致停刊的其他因素，唯一的解释只能是由皖南事变造成的。
    由于国民党蓄意制造的皖南事变有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破裂而引发内战的危险，加之海内外舆论对此反应强烈，蒋介石为息事宁人，使事态不致进一步扩大和激化，在1月27日发表谈话，强调此次对新四军“纯然是为了整饬军纪，除此之外并无其他丝毫政治或任何党派的性质夹在其中”。（注：《蒋委员长对整饬军纪加强抗战的训词》，《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二编《作战经过》（一），第328页。）蒋介石1月27日的谈话，对国内舆论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仅报界对国共关系破裂的忧虑一扫而光，就是先前报界所持的犹豫谨慎态度也不见了，都立即对蒋介石的谈话作出了积极反应，表示了拥护，并给予了积极报道。尤其是《大公报》和《申报》的变化最为明显。
    《大公报》在1月29日以几乎整版的位置刊发了蒋介石的谈话，并在每一段重要内容前都加上了醒目的小标题，以突出蒋介石谈话的重要性。还发表了基调是拥护蒋介石谈话的《整饬军纪准备反攻》的社评。在该社评中已全然不见了同情共产党告诫国民党的言词，相反，还把韩复榘石友三等“违命犯纪”的军阀与新四军相提并论，以证明蒋介石“解散部队取消番号”（注：《整饬军纪准备反攻》，《大公报》1941年1月29日。）的整饬军纪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
    《申报》在经过短暂的停刊之后，也在蒋介石发表谈话后立即复刊。在1月30日的续刊上就刊载了蒋介石的谈话--《国府扩大纪念周席上蒋委员长之训词--检讨过去一年间工作说明解散新四军事件此举完全为整饬军纪》。1月31日该报继续以《国府扩大纪念周席上蒋委员长之训词--说明解散新四军经过》续刊了蒋介石的谈话。此举显然具有深刻的寓意，意在表明《申报》对“谈话”的重视。《申报》还一反过去十几天来小心谨慎的态度，特于同日针对解散新四军事件第一次发表了表明自己立场和态度的社评--《新四军的解散》。在这篇迟来的社评中，《申报》的立场显而易见地是站在国民党一边，认为新四军的解散是“军纪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最后更认为“新四军存在之日虽不容否认其为一宗力量，然力量的估计必以服从纪律为前提，必以对于抗建的实际贡献为衡量。前提不立，则贡献等于零，估价等于零”。（注：《申报》1941年1月31日。）《申报》的如此表态，完全是一种牵强附会的作法。其不顾历史事实看风使舵的痕迹十分明显。此后，《申报》继续报道了与皖南事变有关的其它消息，如：《中共提要求说渝无新闻》（2月5日）、《渝新华日报社评被删》（2月6日）、《宋子文对美记者之谈话--抗建期中国共一致对外惟蒋氏能领导全国作战》（2月7日）、《〈新华日报〉不至停刊》（2月11日）等等。
    综上所述，皖南事变发生后，《大公报》和《申报》态度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如果说在1月27日以前，《大公报》、《申报》对国民党的“过激手段”尚持异议，且有所不满的话，那么，1月27日以后，《大公报》和《申报》就完全换了一幅面孔，最终附合了国民党的立场，偏袒国民党的作法。这显然与我国史学界某些人所称的谴责国民党同情共产党的说法不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