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独立与学术自由是近年来耳熟能详的议题。这或许由于近代以来中国的学术与政治结下了太多的不解之缘，那些在学术上卓有建树的学者，如康有为、梁启超、沈曾植、章太炎、黄侃……均亲身参预过政治。王国维由于在早期发表了不少有关学术独立与学术自由的言论，同时给人以远离政治的印象，尽管在晚年参预了清朝废帝溥仪的小朝廷，仍被论者定为近代中国学术独立与学术自由的先期觉醒者和身体力行者，“在重视学者个人思想自由方面，王国维也是先期的觉醒者。所谓思想自由，是指学者论必己出，不是为某种现实需要来立说陈义，而是为文化托命，求一己之心安，目的和需要就在研究过程中。”更认为“王国维由哲学美学而宋元戏曲而古史研究的学术转向，和他的极力主张学术独立的思想也有一定关系。他当然明了文学和美学的学术根性比较脆弱的特点，古史研究则可以与现实的浅层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王国维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地位姑且勿论，就其学术价值取向而言，便可以发现这样的论断是有欠妥当的。其实，尽管王国维早年有许多“对学术独立的诉求有多么强烈”的文章，（注：引文分别见刘梦溪：《学术独立与中国学术传统》第89页；《王国维与中国现代学术的奠定》第126页，两文收入氏著《传统的误读》，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但其内心的价值取向仍未把学术作为一种具有真正内在价值的事业。
    一
    王国维通过接触西方学说和对中国传统思想的考察而发现了个人的自主性，表观在学术领域便是对于学术独立的强调，这一点在王国维早期的文章中极为显明。王国维所处的时代正是一个危机深重的年代，广大知识分子为挽救政治的、民族的危机而投身于政治活动之中，他们感到的不是知识作为知识的价值，而是知识作为政治的工具或作为修身之途的价值。这种对知识的实用态度，诚如张灏所指出的，是中国儒家思想的传统。（注：［美］张灏著，崔志海等译《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的过渡》，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8页。）正是在学术与政治的关节点上，王国维展开自己对晚清学术界的批评。1905年王国维写道，康有为“之于学术非有固有之兴味，不过以之为政治上之手段”，而谭嗣同的《仁学》，提出“以太说，是半唯物论，半神秘论”，（注：王国维对谭嗣同的评论，颇受李泽厚称赞，“王对时人哲事的评论颇准确，表现了他的高度哲学素养，如他只提严、康、谭三人，认为康是泛神论，谭半是唯物论，半是神秘论等，一语中的，超过今日好些论文”，见《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38页。）“人读此书的兴味也不在此等幼稚的形而上学，而在其政治上的意见。”王又认为当时的许多杂志，“其执笔者，非喜事之学生，则亡命之逋臣也。此等杂志，本不知学问为何物，而但有政治上的目的。虽时有学术上的议论，但剽窃灭裂而已。”（注：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静安文集》，《王国维遗书》第五册，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在王国维看来，“欲求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学术的发达，正源于其独立。
    王国维把自己的批评从两方面来展开，一是强调学术的自足性，认为学术不能和政治、官挂起钩来，这是对传统中“学而优则仕”的反叛，努力拉开学术与政治的距离。针对晚清的教育救国思潮，王国维进行了反思。（注：关于王国维教育思想，参看周明之：《王国维的教育思想》，《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9期。）他批评了晚清社会中以官奖学的现象，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职业分工的社会，一切社会上的职业都需要特殊的技能和特别之教育，而官和其他职业一样，都是职业中的一种，用官来奖励服务期满的师范生和留学生，实际上正如一个工厂用治“会计业”来奖励一般职工一样，这实际上等于说“今日学问、道德、实业等皆无价值”，唯官有价值。在这之中王国维看到中国士人的爱好在于利和官。（注：王国维：《教育小言十则），《教育小言十三则》，《静安文集续编》，《王国维遗书》第五册。）在王国维看来，必须使道德、实业、学术具有独立的价值，然后才能扭转社会的这种趋势。
    同时，王国维力言学术与政治的不相关性。1900年义和团运动后，在西方各国的压力之下，清政府为挽救统治危机而进行了改革，在这个过程中，教育是一个中心议题。1904年，张百熙、张之洞、荣庆等奉旨着手重订全国教育计划，即《奏定学堂章程》。王国维对章程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尤其是其没有设立哲学一科。在王看来，他们之所以没有设哲学科的原因在于认为哲学中的某些学说，有害于政治、社会的安定，“海内自由，革命之说”，多源于西洋哲学。对此，王国维认为哲学乃是“博稽众说而唯真理是从”，而自由、革命等是属于政治学与法律学的，与哲学无关。（注：王国维：《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静安文集续编》；《哲学辨惑》，见佛雏校辑《王国维哲学美学论文辑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
    如果说王国维与张之洞的一个分歧是在于强调学术的独立性，那么，另一个重要的分歧便是对于教育目的之分歧。在张之洞等人看来，教育的目的在于为国家培养有用的人才，如《章程》中所讲的通经致用。王国维则认为，教育最重要的目的在于培养一个道德、意志、智力、身体全面发展的个人。（注：王国维：《论教育之宗旨》，见佛雏校辑《王国维哲学美学论文辑佚》。）其实这两种对于教育的不同看法一直贯穿于中国整个近代教育史。这里又涉及到一个学与艺的问题，王国维叹息“今之学者其治艺者多，而治学者少，即号称治学者，其能知学与艺的区别，而不视学为艺者又几人”，而大多数人“其学苟乎得利禄，苟略可以致用，遂器然自足，或以涔蹄视之”。（注：王国维：《教育小言十则》，《静安文集续编》。）总之，在王国维看来，只有视学为学，学术为一自足的领域方可以真正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