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之所以有此之弊，在王国维看来，一是根源人心，一是根源于方法。根源于心术者指西方国家以权利为天赋，以富强为国是，以竞争为当然，而造成种种争夺之事，王把它归为一“贪”字，“凡昔之所以致富自强者，今适为自毙之具”。就根源于方法者而言，王认为西方人立说“大率过而失其中，执一而忘其余者也”。故虽中西都认为民为国之本，在西方却认为如此治民为不足，要立宪、共和，但如此“立宪、共和之国，其政治果出于多数国民之公意乎”，“抑出于少数主人之意乎”，故西方立宪、共和之说，适足“党魁代君主，且多一贿赂奔出之弊而已。”西方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要均产，实际上最后“不能不承认私产制度”。这些倒使人想起在此前章太炎几乎相同的言论。（注：章太炎：《代议然否论》，见朱维铮、姜义华编注《章太炎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同时，王国维认为西方人处事以科学为准则，但是科学所能解决的仅仅是时间、空间以及物质的东西。如果碰到一些结构复杂的事物，以及人的心灵和由此而组成的国家和民族的特性，是无法用科学方法来治之的。在此前王国维便认为科学是无法解决宗教与道德问题，同时科学造成的弊端是不胜其辞，如西方的兼并与工资之争都由于科学而更加激烈。（注：王国维：《脱尔斯泰伯爵近世科学评》，见佛雏校辑《王国维美学哲学论文辑佚》。）中国的学说“首贵用中”，故在中国“先王知民之不能自治而立君，君不能独治而设官，又恐君与官吏之病民，立法以防制”，这样治民是可取的。由此王国维的结论是“盖与民休息之术，莫于黄老，而长治久安之道，莫备于周孔，在我国为经验之良方，在彼土尤为对症之药”，（注：王国维：《论政学异同疏》，见钱基博著《中国现代文学史》，岳麓书社，1984年，第311页。）向中国传统文化回归。
    王国维把政治理想寄托在中国传统上，这种对于传统的回归实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饶有意味的一个课题，（注：关于这一主题的研究，参看章开沅着《离异与回归》，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这里只就王国维而论。在王国维这里，明显可以看到其对于西方世界的失望从而归于中国传统。我们所说王氏在学术中求道，确切地说是治道，实际上也即“修齐治平之道”，正和其他中国知识者一样，早年目睹世变，向西方求道，可是在深入考察了西方以后，发现所求之道并不在西方，而且西方世界本身的意义亦是分裂和含混的。因此，王国维从早年向西方求道到晚年向中国古史中求道，实际是看到了中国与西方的现实，认识到西方思想所造成的弊端，这也是中国近代思想家们的尴尬，双重意义的失落：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崩溃和西方虚无主义的兴起。王国维早年的鼓吹学术独立，到晚年学术与政治的合一，所用的是求真，即寻求人生与社会发展之道。王国维早年思想中的可信与可爱的冲突，在某种程度上体现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政治-伦理-社会秩序崩溃后产生的学术与政治的分离，同时又由于他们自身的敏感性，察觉到西方思想中的内在的分裂和后果，这样，最后只得回归传统。
    唯有从这一角度，我们可以理解为何王国维在后期要谈经世之用，在给罗振玉的信中明确地说他写作《殷周制度论》是寓经世于考据之中。王国维期望通过对于“周改商制”的考证来呼吁20世纪的周公，从而重新合成一“道德之团体”，“政治上之理想，殆未有尚于此者”，并颇为得意地谓“此文于考据之中，寓经世之意，可几亭林先生。”这样，我们看到王国维早期提倡学术独立，继而强调求真，而求道，以致于求用。（注：王国维曾对蔡尚思说过：“中国古来的知识分子都以做官为最大目的。其实做官与治学是两途而不是一途，做官要到处活动，治学要专心研究，二者很难兼长。大政治家多，大学问家少，大学问家而兼政治家更少。究竟最可贵的是那一种人呢？多一份努力就多一份心得，这是做学问的人所必须首先知道的。我希望年少力富的人，能专心一意地治学”。见蔡尚思著《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史论》，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02-503页。王讲此话时还为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王表面看来似乎是把学术、政治两途分开，而实际王自己很难把两者分开，这也是王从早年到晚年的学术追求所在。当然有人认为王早年对形而上学的沉思与晚年政治上的抉择差距太大，但这一点如果理解成王对于求真的要求，也不难索解。）这一规迹倒是极值得我们后世反省。
    中国近代的学者对学术独立的强调，其实多是从学术以外的理由来作说明与强调的，这本身便置学术自身于无价值之地，即学术的价值要有待于学术以外的东西来估定。真正学术的独立，在于视学术本身为估定学术价值的一自足领域。我们的学术研究往往承担了太多的使命，而忘记学术本身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