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从表面看来，王国维确实极为强调学术的自足性，但其对学术独立的这一强调并不是出于对学术独立性的真正认识，而是认为学术的兴亡关系到国家的兴亡，中国要复兴，首先必须振兴学术。王认为：“学术之绝久矣，盖孔子以老者不教，少者不学为国之不祥，闵子马以原伯牙之不悦学而卜原氏之亡，今天下之人而不悦学，几何不胥人人为不祥之人，而胥天下而亡也。”（注：王国维：《教育小言十则》，《静安文集续编》。）十多年后，在《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中，王国维老调重弹，“窃闻之：国家与学术为存亡，天而末厌中国也，必不亡其学术；天不欲亡中国，则于学术所寄之人，必因而笃之。世变愈亟，则所笃之者愈至”。在同篇稍后提到沈曾植学术中的忧世精神，认为沈氏“趣博而旨约，识高而议平，其忧世之深，有过于龚魏，而择术之慎，不后于戴段”。（注：见《观堂集林》卷二十二。）这些都可见王忧世之一斑。
    正是意识到这种学术和国家兴亡的相关度，王国维一方面提倡学术研究的自由，批评张之洞等人在《奏定章程》中对中西学术的狭隘见解。（注：王国维：《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教育小言十则》，《静安文集续编》。）同时，王国维对于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和中国输入外来学术的历史进行了反思。在王国维看来，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是实际的、通俗的，因此国人所长在实践方面而不在于理论方面，西方人的思想则是思辨的、科学的，是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注：陈寅恪有过相同之议论，见吴学昭著《吴宓与陈寅恪》，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9-10页。）正因为如此，王认为理论哲学不适合中国人之性质。（注：王国维：《国朝汉学派戴阮二家之哲学说》，《静安文集》。）面对如此实际的国民，西方的学说“即令一时输入，非与我中国固有之思想相化，决不能保其势，观夫三藏之书，已束之高阁，两宋之说犹习于学官。前事不忘，来者可知矣”。（注：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陈寅恪对中国思想史研究有同样的看法，见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之二》，收入《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今日所最亟者，在求世界最进步学问之大略，使知研究之方法”，（注：王国维：《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教育小言十则》，《静安文集续编》。）为此王特意翻译了耶方斯的《辨学》一书，（注：此书佛雏谓在南通时译，而周明之谓1907-1908年王在学部时译，待考。）同时对于中国先秦诸子的名学思想作了研究。（注：王国维：《周秦诸子之名学》，见佛雏：《王国维美学哲学论文辑佚》。）在对中国传统思想的探讨中，王发现中国没有纯粹的哲学，所有的只是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其原因正在于美术与哲学的无独立价值，故历代诗人“多托于忠君爱国劝善惩恶之意，比自解免，而纯粹美术上之著述，往往受世之迫害而无人为之昭雪也”。（注：王国维：《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静安文集》。）
    如果说以上是王国维对于中国学术不振原因的客观分析，那么在王国维思想中把学术不振的最终原因归到个人意志上面，实际上是强调了个人的因素。前面提到过王国维把个人的不学和民族的兴亡相联系，而学术的振兴最终是要由具体个人来承担的，并且这个人并不是处于社会规范压制下的个人，而是具有自由意志的个人。或许正是王国维具有这种文化使命的意识，使其在日后的研究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我认同为中国文化的代言人，如陈寅恪所说的文化托命之人，这也隐含了王国维辛亥以后转向古史研究的动机。王国维指出，当时中国人不悦学，即使有志向学之士也没有坚忍的意志和永久的注意。正是由于没有坚忍的意志，使中国知识者在废学的同时又产生出种种疾病来，曰运动任，曰嗜欲狂，曰自杀狂。由此，王国维提出，在教育中最为重要的是讲求如何陶冶意志之道，从而使每一个受教育者都具有坚强的意志，这关系到社会的前途。然而环顾当时中国的教育界，王国维悲叹道，“教育家中其有强毅之意志者有几？诗曰‘螟蛉有子，果赢负之，教诲尔子，式谷似之’，此大可为社会前途虑者也。”（注：王国维：《教育小言十则》，《静安文集续编》。）
    基于对精神、意志的强调，在王国维看来，严复所译的西方学说所以不能感动中国人的原因亦在于此，因为严复所介绍的是英国功利主义及进化论哲学，其“兴味所存，不在于纯粹之哲学，而存于哲学之各分科”，因此严复的学风“非哲学的，而宁是科学的，此其所以不能感动吾国思想界者也”。（注：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静安文集》。）基于同样的理由，王认为政治家给国民之利益不及文学家给国民的利益，前者所给的是物质的、暂时的，后者所给的是精神的，“遗泽且及于千百世”而为国民的生前所恃者。（注：王国维：《教育偶感四则》，《静安文集》。）王国维早年对于悲剧的强调也正是对精神意志力的赞美，故他对《红楼梦》与《桃花扇》的评价极不相同，其原因在于一是自律的解脱，一是他律的解脱。
    三
    既然学术的盛衰关系国家的兴亡，那么作为独立的学术如何和国家兴亡相联系便成了一个必然要引发出来的问题，实际上这也触及了王国维是否能坚持学术独立的问题，同时也说明王国维所谓学的真正内涵。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王国维最后也不能完全如他早年所声言的那样追求学术独立，反而走到了以学术求治道之路。王国维用来化解二者的办法便是提出学术的“无用之用”的观点。前面曾提到过在王国维看来，美术、哲学都不是合于当世之用的，若是合于当世之用，便是有损于美术和哲学自身的价值，因此说哲学与美术不合乎世之用并不会使美术与哲学失去其自身的价值，相反，一点也不会损害美术与哲学的价值，因为美术和哲学的价值正是在于“无用之用”。通过这一无用之用，从而把学术的独立性和学术与国家兴亡的关系联系起来。实际上，我们亦可以看到，王国维早年学术思考固然有他自己对于生命忧世的考虑，同时亦有用世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