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只有知道了王国维从史学求真而求道的学术价值取向，才可以理解王国维在辛亥以后突兀性的学术转向。许多人对于王国维的治学途径的转变感到极其不解，陈寅恪曾感喟道：“世之人大抵能称道其学，独于其平生之志事，颇多不能解”。（注：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王国维遗书》第一册。）其实，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侯外庐便指出王国维之治古史实别有他的理想和信仰。（注：侯外庐：《近世中国思想学说史》下册，转引自上揭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第47-48页。）其后，叶嘉莹进一步指出王国维之从事古史研究，“一般人往往都注意到他研究古史的成就，却反而忽略了他研究古史的用心”。在叶看来，“其实静安先生之抛弃了他前所热爱的西方哲学与文学而转向古史之研究，乃正是因为他有鉴于当时中国一意模仿西方之害，不欲更为推波助澜之说，因而乃转为古史之研究，欲从中为危机之国别得一可依赖之途径，以矫正时弊的原故”。（注：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第46页。）
    我们可以用王国维自己的文章来作说明。王国维曾先后为罗振玉所办的《国学丛刊》写过两篇序言，同时为罗振玉改写过一篇序言。这几篇写作时间相隔不长的序言里，其对中西文化的认识及研究态度明显的不同。常为人所引用的那篇作于1911年，在这篇序言中，王提出“学无中西”，“学无古今”，“元所谓有用无用”，并说持相反观点的人实是“不学之徒”。（注：王国维：《国学丛刊序》，《观堂别集》卷四。）可是过了3年后，王国维又写了“叙述学术变迁及兴废之事，语气深切”的二篇序言。其一驳斥所谓“今之学者谓稽古之事今难于昔，又谓古学淘汰”的观点。在“尤有风雨如晦，鸡鸣不已，非近世学者所能道也”，“学者读之，可以观世变”的一序中，王国维一面说中国学术之所以几千年来“绵延不替，施于今日，保世滋大，责在后人”；一面沉痛地说“自顷孟陬失纪，海水横流，大道多歧，小雅尽废，番番良士，劣免儒硎，莘莘学子，翻从城阙。或乃舍我熊掌，食彼马肝，土苴百王，糠三古。闵文知其将落，宣圣谓之不祥，非无道尽之悲，弥天之惧。”（注：王国维：《东山杂记》，《盛京时报》1914年10月7日、9日。前一序，据罗继祖说是罗氏所撰，王氏只改动了数字，见甘孺著《永丰乡人行年录》，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年。后一序收入《观堂集林》卷二十三。）这种心态，恐怕是王国维从事于古史研究的一个极大动因，亦是其思想支柱。在这里，王国维明显地认为中国的存亡与中国学术文化的兴废相联系，其从事中国古代文化研究的目的在于使中国传统学术不坠于世。
    辛亥革命以后，王国维对中西文化的认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王国维看来，中国近世的动乱与衰败在于输入西方的学说。中国自三代至近世，道出于一。自从与西方通商以后，西学西政之书输入中国，“于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乃出于二”。等到光绪中叶以后，中国的政治学术几乎全为新说所统一，其原因亦在于国人以为西方国家富强，在于西政。可是当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其本身“诸强国情见势绌，道德堕落，本业衰微，货币低降，工资争斗日烈，危险之思想日多”，中国自光绪以后十多年“纪纲扫地，争夺频繁，财政日蹙，国人不国者”，其因亦大半在于西方思想文化。（注：王国维：《论政学异同疏》，见钱基博著《中国现代文学史》，岳麓书社，1984年，第31l页。）
    在其留下的一份手稿中，王国维剖析了西方文化的内在危机，告诫国人不要盲从西方文化。他说：
    世人毋羡欧美文化也。欧美文化不十年将划灭以尽乎，且见欧美数万里之大陆，将空无居人，而其名都世镇将为埃及之世塔，罗马之塵城，并无人凭事于其下也。不宁惟是，凡以欧美之文化，或己之文化力不足敌欧美之文化者，亦将随之俱尽也。
    若此者，非天地灾变之若，非疫疬之为，亦非他人种侵略屠戮之为，而实欧美文化之所自为也。欧美文化，贪婪之文化也，奢汰之文化也，偏狭之文化也，彼挟其无艺之欲，济以奇技淫巧，以兼并非于内，而侵略于外。侵略之祸未尽见，而兼并之祸已发机内矣。此内发之祸，足以灭其文化而有余。故曰欧美文化之灭亡，其文化所自为也。
    圣彼得，墨斯秋之都，则既墟矣；日耳曼匈牙利之民，则既蠢矣；伦敦巴黎华盛顿纽约之爆裂其无日矣；世界最后之日，其将近矣。吾下暇为欧美文化悲，吾不能不为歆羡欧美文化者悲，抑且自悲也。
    欧美而亡，欧美之文化使然也，中国而随欧美以俱亡，非中国文化使然，［而］乃舍其文化而学他人之文化使然也。方欧美之强，中国惟其文化之是学。比其文化之破坏，中国且将学欧美人之破坏文化，以自破坏其文化。诗云：“如彼泉流，无沦胥以亡”。又云：“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无罪，沦胥以铺”。余深悲夫沦胥之为祸也，不能不为我国人与我世界之人类垂涕道也。
    世慎勿以余为先知也，余知之既已迟，而言尤恨其不蚤也；慎勿以余为妖言，使天下警于此妖言，而思所以自救之道，虽坐余以妖言之律，余之为幸愿矣。（注：王国维手稿，北京图书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