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外交史是为美国历史学界所重视的一个研究领域。随着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与发展，中美关系史的研究也日益为美国学者所注目。美国近年来有关中美关系史的系统论著、专题论著及论文陆续问世。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从七十年代始，一批美国外交史学者集中力量对四十年代后期至朝鲜战争爆发前的中美关系史作了较为认真的研究。他们之中有在中国生活与工作过的老一代中美关系史学者；有因研究美国外交史而成名于六十年代的中年历史学家；也有在中美关系正常化后成长起来的年青一代。他们利用美国政府解密的外交文书档案和公布的各种文件，美国国家档案馆、国会图书馆、总统图书馆所收藏的资料以及大量的有关人员的私人文件、日记和回忆录，对四十年代后期的中美关系作了较为系统的合作研究。其中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便是1980年出版的《未定之秋：1947-1950年的中美关系》①。
    美国学者对某些问题进行合作研究的情况并不鲜见。但是，在美国一些实力雄厚的基金会的资助下，倾注几代人力，对中美关系史上这一个特定时期进行如此集中的研究，这本身就耐人寻味。为什么要挑选四十年代后期的中美关系作为主要研究课题呢？
    应当承认，提出这一课题是具有一定的历史感与现实政治眼光的。在现代国际关系史上，四十年代后期是一个转折点。一方面，美国与苏联由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盟友转而成为“冷战”的对手，“铁幕”相隔，剑拔弩张；另一方面，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整个国际关系出现了极为错综复杂的局面。仅就中美关系而言，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交织在一起。历史的必然与偶然以极高的机率交替出现。各派政治力量拚搏来休。各种矛盾激化到极点，真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终于，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历史不以人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而高速前进了。中国共产党在历尽3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之后第一次成为执政党。面对这一巨变，美国国内舆论大哗。“谁丢掉了中国？”成了各个政治派别及个人之间互相攻击的咒语，也成为紧接而至的“麦卡锡时代”的前奏。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承认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如何对待台湾问题曾使美国的一些决策人物颇费脑筋。但是，不久两国又在朝鲜战场上兵戎相见。然而，朝鲜战争只是中美之间一场有形的武力的对抗。四十年代后期中美关系的演变所产生的影响比有形的武力对抗更为深远。雄踞太平洋两岸的两个大国长期隔绝，互不沟通，形成了两国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发展诸方面的巨大隔膜。而台湾问题也自那时始，至今仍是中美关系正常发展中的一个障碍。在对这一时期的中美关系进行深入研究与思考时，是很难将历史与现实截然分开的。
    《未定之秋》编者之一陶乐赛·博格曾在四十年代后期执教于中国国产北京大学。她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有着相当的理解与同情。她与其他美国学者对四十年代后期中美关系的研究涉及以下一些主要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的全球战略；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决策过程；美国对中国国内政治的分析以及美国对中苏关系的看法。美国学者的特点是敢于提出各种假设与问题。但是必须指出，他们的研究也带有一定的片面性。有些分析流于表面，缺乏深度；有些则在枝节上纠缠，陷入盲目。概括地说，美国一些学者对某些具体问题的研究是认真的。但就研究这一段中美关系史总体而言，他们还需要突破阅读中文资料的语言障碍，需要扩大与加深对中国事务的了解，更需要对影响两国关系的本质和要害问题作进一步的探索。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学者对这一时期中美关系史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然而，强烈的历史感与现实感使中国学者们清醒地意识到深入研究这一课题的意义。一支研究队伍正在逐步形成。一批学术论文相继发表。研究的初步成果表明，中国学者已开始摆脱过去那种公式化简单化的研究方法，从矛盾的特殊性着手，运用所掌握的大量中外文资料，对这一段中美关系史中的问题进行具体的研究和分析。当然，这个研究还仅仅是一个开端。
    如何将这一段的中美关系史研究向前推进，这是中美两国学者共同关心的问题。方法应当是多样的。一种可以进行的尝试便是中美两国学者进行合作研究。两国学者对这一专题进行讨论乃至交锋，是达到彼此沟通与加深了解的捷径。同时，也可以对影响两国关系的一些根本因素深入进行探讨。
    在中国学者看来，四十年代后期，除极少数美国驻华外交官、学者与记者外，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决策人及其喧嚣一时的所谓“院外援华集团”对中国所发生的事件的本质，是相当无知的。他们以意识形态来划分营垒，以主观想象代替现实。有些人甚至荒唐到生拉硬扯地将美国式的民主与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相提并论。这些错误的认识与判断导致了错误的对华政策。这一政策不仅与中国人民的利益背道而驰，而且也完全不符合美国本身的利益。后来发生的事件说明美国对此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这些错误的判断与政策的具体表现是什么？又是哪些因素导致了这种判断与政策呢？
    四十年代后期，美国国内，尤其是美国决策人中对于美国究竟在中国内战中应该卷入到什么程度是有争议的。有时这种分歧还相当明显。但是为什么美国政策的灵活性越来越小，僵化的色彩越来越浓？究竟是哪些主要因素在左右美国决策人的思想？美国的国内政治与对华政策的制定究竟有何关系？这也应该引起学者们，尤其是研究美国问题的中国学者们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