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是，不同的意识形态、文化传统在影响两国关系中的作用。当年美国决策人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便是用意识形态上的差别来解释极为复杂的国际关系，包括解释中美关系。但是，中国作为一个在世界上繁衍、丰富、延续了几千年的古老文明的政治文化实体，是绝不可能用单一的意识形态来解释的。当时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遭到重重封锁，几乎完全与外部世界隔绝的情况下，仍然通过种种可能的途径努力打开国际交往的局面。他们的斗争艺术已经达到相当成熟的程度。这种斗争艺术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独特的政治文化相结合的产物。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基本信仰，而丰富、深刻的中华文化的熏陶和中国的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实践，则形成了他们独特的深沉性格与政治家才能。美国的决策人对此几乎一无所知。他们的推理是中国共产党即是莫斯科的仆从，从而也就是美国的敌人。已故的周恩来总理曾在1946年谈到马歇尔使华时对此作过一针见血的评价。他说：“他（马歇尔）对苏联有猜疑，往往把苏联牵涉到各种问题上去，加上美国政府的错误政策，使我们和马歇尔无法取得一致意见。”①而当时濒于失败的国民党政府也正是利用美国决策人的这一推理与心理状态，渲染“赤祸”的恐怖，拚命争取美援以救灭顶之灾。
    由于受到外部条件的种种限制，在四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政治文化也不可能有真正深入的了解，对美国白宫、五角大楼、国会以至公众舆论在对华政策上的种种看法乃至争议，几乎处于完全隔绝的状态。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原则立场是十分鲜明的；但限于历史条件，中国共产党人当时不可能对美国的特殊国情作深入的研究和分析。美国从欧洲“旧大陆”脱胎而出，在政治、文化、经济、法律、宗教信仰等诸多社会生活方面继承了欧洲资本主义的传统。但与此同时，作为一个脱离了欧洲而在美洲大陆上立国的新国家，美国也形成了它所特有的美国式的文化、美国式的价值标准、美国式的世界观。这些观念在四十年代后期美国决策人的指导思想以及所谓的“院外援华集团”的言论中都得到体现。这些观念与中国式的文化、价值观、世界观是格格不入的。但是如要深入研究中美关系中的种种矛盾，就必须深入研究这些差异，研究这些差异给两国关系所带来的后果及其影响。两国学者如能在对主要的历史事件进行研究讨论的同时，再对以上问题作深一层的思考，或许会触及一些影响中美关系的更为本质的东西。
    进行这种合作研究的条件是具备的。近年来，随着中美学术交流的日益增多，两国学者已开始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的交流。一些中国学者亦有机会到美国，查阅美国收藏的丰富的研究资料，其中不少是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如现收藏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顾维钧档案，对研究四十年代后期及五十年代初期的中美关系，具有较大的史料价值。在中国，有关的访问记、回忆录也开始陆续见诸于世。当然，中国研究资料的进一步开放及利用是更为迫切和重要的问题。对此学者们曾多次呼吁，现在仍翘首以待。
    在老一辈与青年一代学者的共同倡议下，北京大学准备于1986年举行四十年代后期中美关系史学术讨论会。这将是一次以两国的老一辈学者为顾问，以青年一代学者为主力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两国学者将就四十年代后期中美关系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较为深入的讨论。这项工作如能取得预期的效果，无论对推动中美关系史学术研究本身，还是对深刻了解现实中美关系都是有意义的。摆在两国学者面前的艰巨任务是，从历史经验中提取知识营养，面向未来。
    注释：
    ①D·博格与W·享理奇主编：《未定之秋，1947-1950年的中美关系》（《Uncertain Year, Chinese- American Relations,1947-1950》），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
    ②《周恩来同李勃曼谈个人经历》，《瞭望》1984年第1期，第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