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邦体制下，个人附属于共同体[1]（第46卷上，p.470-477），公民集团与其他居民有严格区分。在罗马社会，只有罗马公民享有充分的权利。对被征服者来说，罗马公民权也一度价值甚高。按古代城邦体制，由于被征服者已经失去了本身存在的空间，因而也就失去了公民权。非公民不能成为合法的财产所有者或继承人，也不能参与国家事务。这就是罗马公民权的价值。因此，随着罗马不断扩张，对被征服者来说，获得罗马公民权也是解决许多问题的唯一途径。共和时期，罗马国家在维护公民、没有公民权的自由人和奴隶三大等级划分的同时，在公民权问题上，逐步“超越了希腊人城邦狭隘性的政治框架和希腊人意识的局限性”[2]（p.101），罗马公民权逐步扩展。对内扩展到城邦内的平民和部分奴隶，对外扩展到被征服者拉丁人、意大利同盟者和部分行省居民。西方学者科尔弗德（Crawford）也看到罗马公民权的这一特点，他认为与同时代的希腊城邦相比，罗马的公民权有两个显著特征：被释奴自动加入公民团体；外来团体能轻易地获得公民权[3]（p.334）。
    罗马公民权扩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侧重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公民权的价值
    既然城邦实行公民政治，非公民的平民和奴隶对公民权的渴望可想而知。此外，对被征服者来说，罗马公民权也一度是颇具价值的财产。
    当罗马城邦和其他城邦平等地存在于意大利的时候，其他城邦作为一个整体来说，不会去争取罗马公民权。公元前7世纪以前，罗马地域狭小，只是众多拉丁胞族之一，但罗马地理位置优越，“是一支巨大社会威力的策源地，是中部意大利各种不同的人种的、经济的和文化的相互作用的中心”[4]（p.2）。与周围部落不断的战争中，公元前7世纪和6世纪早期，罗马的影响达到中部拉丁姆。大约从公元前7世纪末伊达拉里亚王政时期，罗马稳步地扩大了领土和影响，控制了拉丁姆松散地组织的联盟。当伊达拉里亚国王被驱赶后，拉丁姆组成比以前更高程度的统一联盟，罗马成为拉丁联盟的头领。依据波里比阿所记罗马与迦太基间第一个条约（公元前509年）内容，这一时期罗马控制下的拉丁同盟城市有阿狄亚（Ardea）、安提乌姆（Antium）、西尔策依（Circeii）、塔拉西那（Tarracina）、劳兰顿（Laurente），而且禁止迦太基染指那些不受罗马管制的拉丁城市[5]（3.22）。虽然罗马在拉丁姆征服的领土面积相当大（约350平方英里）、其人力远远超过任何其他拉丁城市，但她的国王却从未对拉丁姆实行总的统治[6]（p.55）。
    随着王政结束和伊达拉里亚军队撤向北部，罗马在拉丁姆的霸权衰落下来，而解脱出来的拉丁人开始要求独立，战争不可避免。但山地部落的侵犯迫使拉丁同盟平息同罗马的争吵。约公元前493年，罗马与联合的拉丁城市缔结了卡西乌斯条约，结成军事攻守同盟。公元前486年，非拉丁的赫尔尼克人（Hernici）也参加了联盟，后者的加盟标志着罗马首次在拉丁姆之外扩张，也标志着罗马更明显地成为拉丁姆的军事中心[7]（p.26）。后来，罗马利用同盟“领导权”，强迫同盟国为其服兵役，使得平等条约变得不平等。在这种情况下，罗马公民会比同盟国的公民享受更多的特权，同盟国的公民才有争取罗马公民权的可能性。但在同盟中，罗马只是盟主，其他盟国虽受制于罗马，但基本上保持独立，所以其他城邦的公民争取罗马公民权的欲望并不高。
    公元前5世纪以来，罗马及其拉丁同盟与周边地区的冲突中大获全胜。防御同盟的工作结束了，但罗马没有停止战争。公元前4世纪，罗马开始迈出拉丁姆。罗马的扩张首先指向南部伊达拉里亚，然后是康帕尼亚，但都与拉丁人利益无关，因此他们拒绝合作。公元前340年，拉丁人要求公民权不能再算是对一部分人的优待，从而集体反抗。古典作家认为拉丁诸城不仅要求与罗马平分土地和财富，还要求罗马元老院中的半数成员（150名）和两名执政官中的一人应由罗马之外的拉丁诸城中产生。这种要求罗马不能接受，由此引发了拉丁战争[8]（8.5.5-6）。战后，拉丁姆从属于罗马，罗马公民权出现了第一次大规模扩展。
    意大利同盟早先偏爱同盟的形式，“罗马在意大利各民族的支援下征服了世界，它在不同的时期把不同的特权给予了这些民族。这些民族的大部分一开头不很关心取得罗马的公民权，有一些民族毋宁说更愿意保存自己过去的习惯”[9]（pp.49-50）。随着罗马称霸拉丁姆、意大利和地中海等地区，罗马公民权带来巨大的物质利益，罗马的公民权变成“代表世界主权的权利，如果一个人不是罗马的公民就什么都不是，而且有了这个头衔就等于有了一切的时候，意大利各族就决定，要是不能成为罗马公民，就毋宁死掉；在不能用阴谋或是用请求达到目的的时候，他们就诉诸武力。”[9]（p.50）同盟战争后，罗马公民权有了大规模的扩展。内战后，一部分行省居民也获得了公民权。
    公民权是城邦公民政治的产物，这一身份的尊荣，连同其含有的权利和义务，是长期政治进步的产物。罗马进入元首制社会后，公民权实际上已没有了公权的含义，也就是说没有了参政权的内容，而只有作为自由民的权利。公元212年，当元首卡拉卡拉差不多将公民权普遍授予整个罗马世界时，公民权已大大贬值。随着君主专制的强化，公民权的意义已消失殆尽，自治市镇不再珍视公民生活，它们承担的只有赋税的重担；城市议员职位从荣誉变成无法摆脱的桎梏；工商百业也成为固定不变的职业，父死子继不准自由迁徙；农民更是丧失了一切人身自由。基督教作家萨尔维安卢斯（Salvianus）记载：“在这里面，穷人遭搜刮，寡妇在呻吟，孤儿被蹂躏，以致他们当中有许多出身名门受过良好教养的人到敌人那里……他们迁居各地，或者投奔哥特人，或者投向巴高达，或者投到随便什么蛮族人统治的地方，并且他们决不后悔离乡背井：因为他们宁取在奴役的外表下过自由人的生活，而不愿在自由的外表下过着俘虏的生活。于是，罗马人这个名称，曾经不仅被珍视过，并且曾以很高的代价被换取过，但现在人们则甘心情愿地拒绝它、逃避它，把它认为是可鄙的甚至是令人反感的东西。”[10]（pp.418-419）可见，公民权的价值是其扩展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