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资本主义比起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还是革命的，因为前者使生产力增高，后者使生产力停滞甚至萎缩。”（注：陈独秀：《资本主义在中国》，《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99页。）
    陈独秀从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个着眼点出发，认为在经济落后的旧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毫无疑问地属于进步的经济成份，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平均主义，在经济上是反动的。陈独秀认为，“由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的缺点，其发展也，可怕的罪恶，亦随一而来，然而它毕竟是一种进步的制度，能够增加社会的生产力，带来它所需要的民主政制，以清除旧的封建生产制的缺点与罪恶”（注：陈独秀：《资本主义在中国》，《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99页。）社会主义生产制，比资本主义生产制有更高度的发展，也能以清除资本主义的罪恶，但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若走循序进化的路，必须以内部经济的政治的成熟为条件，若走跳跃进化的路，则必须以外部的影响（刺激与援助）及内部政治的成熟为条件，”（注：陈独秀：《资本主义在中国》，《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99页。）而当时无论走循序进化的路，还是从跳跃进化的路，条件都不成熟，因此“目前还在等待时期，而我们的经济建设都不能等待，”（注：陈独秀：《资本主义在中国》，《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99页。）只有采用资本主义生产制。他引证到列宁的话：“俄国工人吃了资本主义不发达的苦，而不是吃了资本主义发达的苦。”陈独秀认为“在中国更是如此！”（注：陈独秀：《资本主义在中国》，《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99页。）陈独秀批判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固执地坚持私有及均产，在政治上是革命的、然而也是幻想的，在经济上则是反动的，只能使生产力停滞甚至萎缩。因此，陈独秀得出结论：“中国目前的问题，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而是‘本国的资本主义，或外国资本主义的殖民地？’”（注：陈独秀：《资本主义在中国》，《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99页。）这里很明白地指出了资本主义经济在当时落后的中国属于进步的经济成份，需要大力发展。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也曾经从旧中国经济落后的实际情况考虑问题，重视发展资本主义。他曾指出：“蒋介石是半法西斯半封建的资本主义；我们是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注：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总结报告》（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始终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即是无产阶级领导（或参加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社会，简言之，就是“新民主主义资本主义”或“新资本主义”的社会；它既不同于欧美式的老的资本主义社会，也不同于旧中国的半封建半法西斯的资本主义，它是有生命力的，革命的，有用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是帮助社会主义的，（注：王占阳：《毛泽东的建国方略与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7页，第94-96页。）总的说来，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为社会主义创造物质和文化前提的资本主义。毛泽东还曾明确指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是“新式资本主义的经济”，在城市，将着重发展私人经济，其次才是国营经济，私人经济占主体地位；在农村，农民中的自由竞争与阶级分化，是被许可的，富农经济因被认为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也居于合法的地位。（注：王占阳：《毛泽东的建国方略与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7页，第94-96页。）毛泽东认为，两种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和垄断的资本主义“必须严格分别开来，前一种是有进步意义的，是会促进社会发展的……在许多农业国家，包括中国在内，自由资本主义还有它发展的宽广的可能和必要，在中国这样的农业国家，要发展和必须发展的，就是这样的资本主义。”（注：《解放日报》社论，1945年6月21日。）“中国应该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广大的发展。”（注：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解放日报》1945年5月2日。）“拿发展资本主义（指“广大的发展”--引者注）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与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只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与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注：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解放日报》1945年5月2日。）这表明，在毛泽东看来，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私人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决不是可有可无的，更不是一个历史的倒退，而完全是必然的和必要的，是中国历史发展中一个不可避免的历史进步。由此可见，当时毛泽东已经根据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对资本主义经济作了充分的肯定，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深刻的论述，充分肯定并提倡资本主义经济。
    由以上论述可以看出，抗日战争期间，陈独秀在对待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方面，虽然没有毛泽东认识得那么深刻与全面，但在关于资本主义对于发展生产力的意义上，两人的思考有一定的共性，都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论证了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进步性，所采用的标准正是生产力的标准，同邓小平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有一定程度的吻合，具有积极的意义。
    其三，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使社会生产力有了惊人的发展，它需要从全世界取得原料，……它需要对外竞争的民族战争，于是它的民族野心自然日渐高昂”。（31）
    陈独秀的“民族野心”是用义在创造欲上，与伟大、向上、有志气等是同义语。他认为民族野心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有密切的联系，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才能产生民族竞争意识，才有民族的觉醒。他说：“资本主义的工业虽然造成滔天罪恶，同时却创造了较高的生产力，较高的武力，较高的道德与文化，扫荡了整个旧社会各方面的落后性，奠定了将来新的社会主义社会之物质的基础，是人类进化途中一次大飞跃。”（32）因此，陈独秀大力宣传民族野心，并从民族野心出发，分析了中国当时的形势。他说：“经济长久停滞的中国，也因为鸦片战争之后，只经过欧洲大战，资本主义的工业有了初步的生长，民族野心已开始萌芽。”（33）他认为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不发达的客观现实影响到“民族资产阶级昏懦可怜”，以至抗战一年来，“为抗战而尽力牺牲的，只是一部分有民族意识的工业家、工人、军人和受过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洗礼的青年；所谓‘全民抗战’，不过是一句宣传口号，因工业不发展而民族野心不高昂……至于军器、军事技术和交通工具之贫乏，更是铁一般的事实摆在我们眼前。”（34）陈独秀批判了死守着前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生产制、武器、道德和文化的做法，认为那是“痴人迷梦，”（35）同时也反对那种承袭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半吊子的见解。”（36）总之，陈独秀认为经济的发展，关系到抗日战争的精神和物质两方面的力量。他希望近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制、武器、道德和文化走进中国，大力发展生产力，以激发民族竞争意识，即“民族野心”。
    其四，“此次我们对日战争，固然可以说为民族生存而战，然而明了正确的说，应该是为民族工业而战”。（注：陈独秀《我们为什么而战》，《陈独秀著作选》，第5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