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全会前，我国上下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问题上，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这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我刊特邀请这场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当时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的胡绩伟同志，以他亲身的经历，把“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这件大事，作如实的叙述。
    胡绩伟同志来信说：
    《炎黄春秋》的编者约我写一篇纪念真理标准讨论的文章，我因轻度中风，在医院里卧床28天，没有写成。对这场讨论，我有很多话想说。特别是一想起胡耀邦同志，我就很激动，好多话涌上心头，耀邦同志是这场伟大思想解放运动的倡导者、策划者中的一个重要成员。他不仅是一位站在时代先锋行列的政治家、思想家和理论家，他还是一位很善于和勇于运用宣传舆论工具来推动和实现他的政治理想的杰出的宣传组织领导者。当时，我仅仅是他的一位志同道合的助手。那时，党校的理论动态组、《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和《解放军报》能够密切联合起来，成为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的强大号角，全靠耀邦同志的强有力的领导。
    为了写这篇文章，我在病中反复研读了19年前，即1979年1月19日我代表杨西光、曾涛、华楠、于光远、王惠德等同志，在中央召开的理论务虚会第一组的小组会上所作的长篇发言。我以为这篇发言稿把真理标准讨论的历史背景和进展情况，把当时热烈争论的不同观点和交锋情况的来龙去脉讲得一清二楚。特别是对于这场讨论的意义，作了比较深刻的阐明，肯定“这个问题的讨论，关系到我们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也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这个话是周扬同志1978年7月间在一次全国性的讨论会上说的，以后小平同志和中央文件都肯定了这句话。我们六个人的联合发言，特别对于“为什么说这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争论，是个政治问题，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问题”，进行了摆事实讲道理的答辩和论述。
    我以为这个联合发言是一个很宝贵的历史资料，很值得推荐给20年后的今天的读者，比我自己现在写什么文章都更有说服力和启发意义。所以，我现在就向贵刊推荐发表这一篇文稿，来纪念20年前这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同时也就还了贵刊约我写稿的“笔债”。
    我们完全同意胡耀邦同志讲的开这次理论工作务虚会的目的和开会方法，对两年来思想理论战线形势的估计，以及在全党工作中心转移之后，理论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都是很重要的问题。我们一定要根据这些精神，努力把这次会议开好。
    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争论，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胡耀邦同志在这次会议的引言中讲到这场讨论的重要意义，是使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重新统一到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的基础上来，统一到正确的思想路线上来。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些同志，可能对这场争论的许多经过情况并不完全了解，因此，我们作这个联合发言，将我们所知道的事实，作简要的介绍。我们的观点不一定都对，请同志们批评、指正；我们提出的材料也不一定都准确，请同志们纠正、补充。
    关于“两个凡是”争论的由来
    这场争论，最初是从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引起的。这篇社论提出：“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是“两个凡是”的出处。这篇社论，名义上是两报一刊的社论，实际上，不但两报一刊事先不知道，连当时的中央宣传口事先也不知道，是由××同志领导中央理论学习组起草的。2月4日×××同志在社论清样上批：“这篇文章，经过××同志和理论学习组同志多次讨论修改，我看可以用。”他决定发两报一刊社会。社论发到中宣口后，耿飙同志找几个负责宣传工作的同志讨论，他认为：“登这篇文章，等于‘四人帮’没有被粉碎。如果按照这篇文章的‘两个凡是’的做法，那就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了。”可是，因为这篇社论是中央批发下来的，各报只能照登。这篇社论发表的时间，是在1977年3月工作会议以前，当时全国人民普遍希望邓小平同志赶快出来工作，看到这篇社论的“两个凡是”提法，认为是不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信号，纷纷责问报社，为什么要发表这篇社论？
    事实上，在这以前，就有许多令人担忧的迹象，最突出的是1976年11月18日，中央负责宣传工作的汪××同志在全国宣传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时就对邓小平同志说了许多难听的话。他说：“他（指邓小平同志）不听毛主席的，还是搞他过去那一套东西。”他还反对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主张办“朝农”，要放映电影《决裂》，说这都是“主席讲过”，“是主席的指示”。同年11月30日，北京市的××同志在四届人大三次会议上讲话中也说：“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的我们都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汪××在谈到“四人帮”时，甚至还说“天安门事件中反‘四人帮’是错的，那时他们还是中央领导，那是分裂中央！”还说过要把批‘四人帮’和批邓结合起来“等等错话。
    从此以后，在一系列问题上，都发生了争论。例如，广大人民群众强烈要求纪念周总理，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汪××同志却一再加以阻挠。在理论问题上，1977年初，《人民日报》及其他报刊，刚开始批判张春桥写的《论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文章，《红旗》杂志向江××同志请示，对张春桥的这篇文章和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两篇文章是否可以点名批评？2月4日，汪××同志指示“这两篇文章是经过中央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看过”，只能不点名批评文内的错误观点。实际上就压制了对这两篇在国内外都起了很大恶劣影响的文章的批评。1977年5月份，《人民日报》查对了1967年11月6日两报一刊编辑部纪念十月革命节的文章的原稿，事实证明这篇文章中第一次提出的关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六个要点，都没有经过中央正式讨论，而是根据康生讲话，由陈伯达、姚文元修改定稿的。其中关于“全面专政”的提法，不是毛主席的原话，是陈伯达、姚文元写的，排成黑体字，伪造毛主席的指示。后来，《人民日报》就此写了份材料登在中宣部的简报上。×××同志看到后，打电话责问朱穆之、胡绩伟同志，说不应该登这个材料。此外，在实际工作中也发生了不少分歧。其中最突出的是关于农业政策的宣传。1978年初，《人民日报》、新华社报道四川、安徽落实农业政策的经验，政治局主管农业工作的同志认为是“右”了。后来，在所有制过渡、集市贸易、自留地等问题上，《人民日报》、新华社和其他报刊宣传党的政策，山西省委认为这是“宣传资本主义”，是“同学大寨对着干”，发生了许多争论。一年多来，在落实干部政策，解决冤案、错案问题上，也发生了许多争论。
    正是由于这种种情况，许多同志认为，“两个凡是”的观点是产生这一系列争论的总根源。坚持“两个凡是”观点的同志，实际上是在维护林彪、“四人帮”所设置的禁区。如果不打破这个禁区，大家就不能大胆提出新问题、分析新问题、解决新问题，我们就无法前进。1997年7月，邓小平同志在十届三中全会上讲话，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体系，就是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