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极力维护“两个凡是”
    6月15日，汪××同志召开了一个宣传单位负责人的小会。他在讲话时批评报纸“党报要有党性。党性和个性的关系，是个性要服从党性。”他说，宣传要注意被国内外敌人“利用，挑拨关系”。他批评人民日报社的一位同志（按：指余焕春）在全国政协会上讲的天安门事件应该翻案，说：“明明是毛主席说的，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他们不是反毛主席是反谁？”他还说：“有些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对干部问题评得很不对，只讲了一面，凭感情，不凭党性。要出气，利用文章出气不对。”他特别批评4月10日《人民日报》登的一个老干部给青年的信（按：这封信是胡耀邦同志写的），汪××说，这封信的“提法有问题。报社的按语捧得那样高。这封信不符合马列主义，对青年起煽动作用，引导青年犯错误。”
    汪××同志还特别批评《人民日报》在报道邓小平同志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时用的标题是引用新华社消息的导语《邓副主席精辟阐述毛主席实事求是光辉思想》，他说：“对华主席的讲话、叶副主席的讲话为什么就不标‘精辟阐明’呢？难道华主席、叶副主席的讲话就没有精辟阐明毛主席思想吗？这样标题不是有意的吗？”（在汪××同志批评以后，七月份《红旗》杂志评论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文章中，就按照等级作了报道，说华主席是“极其精辟地阐述”，叶副主席是“指示我们”，邓副主席是“讲话中强调指出”。）
    在这次会上，汪××同志还批评《长江日报》不应该批极左，他说“主席说过：什么极‘左’，右得不能再右嘛。”
    罗瑞卿支持《解放军报》发表《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理》
    6月24日《解放军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文章不指名地回答了×××同志那些批评意见，说：某些人拘守旧口号，“其原因，除了人们的思想往往落后于实际这一点以外，还因为有一部分人的利益或多或少地同这些旧口号联系在一起的缘故。”
    这篇文章，是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同志写的，罗瑞卿同志亲自修改过两次，审阅定稿。韦国清同志也看过，表示同意。罗瑞卿同志不幸逝世了，但是我们想到他那种反对本本主义思想的坚定立场，那种支持报纸维护真理的战斗性的坚定态度，我们是十分感动的。
    7月5日开始，中国科学院理论组和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联合召开理论讨论会，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问题，批判林彪、“四人帮”在理论和实践关系问题上制造的混乱。
    7月17日至2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哲学研究》编辑部召开了全国各省、市同志参加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讨论会。周扬同志讲了话。周扬同志说：“这个问题的讨论，关系到我们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也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
    据说，7月21日，邓小平同志找中宣部部长×××同志谈话，向他详细介绍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争论经过，并提出要他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拉向后退”。
    七月份，汪××同志去山东，据萧望东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汪××同志对山东省负责同志讲过三句话：“一不要砍旗，二不要丢刀子，三不要来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七月底，胡绩伟同志到医院去看望×××同志。×××同志说，“我看了《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那篇文章以后，更认为我那天晚上向你提出的意见是正确的。”胡绩伟同志说，“你可以写文章来进行答辩和批判嘛。”×××说：“我认为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根本不应该提出这个问题，根本不应该讨论这个问题。”
    八月初，×××同志去东北，在黑龙江、吉林、辽宁都讲了话。大家希望他讲讲真理标准问题，他不仅避而不谈，反而在吉林说：“国内外的阶级敌人，都在骂毛主席，恶毒地攻击毛主席。……人民内部呢，也有些思想动态值得注意。比如，在我们宣传战线上有个别人不承认毛主席是我们党的缔造者。”这句话实际上是针对邓小平的。因为邓小平同志曾经讲到过列宁说党的领袖是多数人，而不是只有一个人。这个提法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提法。而有些人却不赞成，他们总是要突出个人。这位同志接着说“现在我们否认了毛主席是神，那意思是说我们原来把毛主席当作神了，那就是我们信仰毛主席是宗教信仰，把他当作神了，迷信了。这完全是污蔑。”他还说，“我们只能宣传一个领袖，过去宣传毛主席，现在宣传华主席。”
    ×××同志的讲话，在干部中引起了思想混乱。吉林省委宣传部的同志讨论时提出：现在中央强调要宣传实事求是，而×××同志讲话的精神与此完全不同。他们提出六点意见，要求省委转给中央。
    林乎加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也说过×××同志曾经批评北京市的贾庭三同志，要他处理问题一定要按照本本办事，使北京市一系列问题不好解决。林乎加同志说：“群众提出要解决天安门事件的问题，17年的问题，彭（真）、刘（仁）反革命集团案的问题，等等。在处理中使我们都处在两难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