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争论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许多同志发言都讲到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争论问题，但主张“两个凡是”观点的人一直不表态。直到11月27日，会议已转到讨论经济问题时，××同志却出来谈有关实践的问题了，他说：有人说“现在党内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分歧，这种分歧不仅是思想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是路线问题，是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问题。我认为，这种宣布是过于轻率的，虽然其用语不过是种八股老调，但在国内和国际引起了人们对安定团结的局面的疑虑，其影响是不好的。”
    他的发言遭到与会很多同志的批驳。同志们批评他在会议开始时不表态。现在会议转入讨论经济问题时，他们又都出来说话了，是扭转了会议的方向。
    11月30日×××同志也在会议上发言说，他对实践问题的讨论没有公开表态，“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自己理论水平低，实事求是的勇气不足，这是主观方面的原因；二是到中央机关工作不久，对于中央领导活动的过程不了解，感到像这样涉及全局性的重大问题，应该有中央的指示才好办，希望中央能够有个正式的文件，这也是我迟迟没有表态的重要原因。”
    ×××发言后，同志们批评他，说邓小平同志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是经过中央讨论过的，是既发了中央文件又在报纸上公开发表的，怎么还不算中央文件呢？何况小平同志还专门找他谈过这个问题，他应该了解情况，为什么不听呢？
    ×××说，胡绩伟歪曲了他的意思
    11月29日，×××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谈了他对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一些看法，继续坚持他原来的意见，他说胡绩伟同志歪曲了他的意思，他并不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观点。12月3日他又发言说当时他在电话中讲了四点意见：一、文章割裂了毛主席《实践论》中关于理论与实践相互关系的学说的完整性。文章的观点是片面的，因而在理论上是错误的；二、文章实际上是提倡怀疑一切，提倡不可知论，提倡相对主义，否认相对真理，这是严重的理论错误；三、文章号召修改毛泽东思想，这样，我们党还能团结一致吗？全国能安定团结吗？这究竟是要举旗还是要砍旗；四、文章混淆了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界限，说现在主要是批教条主义，这是不符合党的十一大提出的批判“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谬论的任务的。
    大家听了他的讲话以后批评他这些论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的那篇文章，首先是讲了理论是实践的概括和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的；第二，那篇文章明明讲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立场、观点、方法，必须坚持，决不能动摇，这怎么能说是“怀疑一切”和“不可知论呢”；第三，那篇文章说，理论经过实践的检验而得到补充、丰富或者纠正，这怎么能说是“修改”和“砍旗”；第四，毛泽东同志也曾讲过，批判修正主义包括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者都是修正马列的。林彪、“四人帮”用“顶峰”、“句句是真理”等教条主义的手法搞修正主义，批判他们，怎么能说是“混淆了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界限”？
    有的同志提出，就拿×××同志自己讲的这四点讲，可以证明胡绩伟同志的电话记录是可信的，并没有歪曲了他的意思。
    12月3日××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言说：“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重大历史问题，都涉及到毛主席。国外早就有猜测，以为我们在实行‘非毛化’。现在北京街头的大字报，又提出了重新评价毛主席的问题，大肆宣扬毛主席的错误，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注意。”
    他说，在关于实践问题的讨论中，“有的文章的内容，直接间接提到毛主席，有一种诱导人们去议论毛主席的错误倾向，我以为是不恰当的，后果是不好的。”
    他还说：“《红旗》在这个问题上表态确实是太迟了。不过，《红旗》迟迟没有表态固然有一定的影响，但从国外猜测的内容来看，主要的是说我们在实行什么‘非毛化’，是在重新评价毛主席，这却不是我们《红旗》能够负责的。”
    同志们对××同志的发言，特别是他所说的“非毛化”，进行了驳斥。有的同志说，他们这些同志在对待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上的主张实际上是“按既定方针办”，“句句是真理”的翻版。“实际上是一股错误思潮，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