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平在东北讲话阐明什么是“高举”
    九月份，邓小平同志视察东北，在听取吉林省委汇报时说：“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思想问题，也是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问题，关键恐怕还是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
    小平同志说：“现在国内外的人都赞成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什么叫高举？怎么高举？大家知道，过去有一种议论，‘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主席圈阅过的、讲过的都不能动，凡是毛主席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呢？不是！搞得不好，要损害毛主席。”小平同志说：“我提出完整地、准确地领会毛泽东思想体系，就是针对‘两个凡是’来的。”“‘两个凡是’是损害毛泽东思想的。”
    8月4日，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同志在省委扩大会上讲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问题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第一书记和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都在各种会议上发表讲话，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论，批评本本主义，还结合实际工作，阐明只有实事求是才能搞好工作、实现四个现代化等问题。
    九月初，《中国青年》杂志第一期出版，但立即被汪××同志批评，以没有登毛主席的诗词、没有登华主席的题词，以及宣传天安门事件的英雄韩志雄和刊登了童怀周编的天安门诗抄等等为理由，不许发行。这件事引起《中国青年》编辑部和许多群众的不满，纷纷写信、贴大字报提出责问，以后大字报越来越多……
    《红旗》杂志的消极态度
    九月份，《红旗》杂志在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长期保持沉默之后，起草了一篇题为《重温实践论》的文章。
    文章虽然也讲了实践第一、实事求是等观点，但没有着重阐述实践检验真理的问题，却大批什么怀疑论、不可知论，批有人说“毛主席也有错误”等观点是所谓“海外奇谈”。文章结尾说：“批评家们的袭来，对我们倒是一个有益的警告。它告诉我们，当我们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的时候，阻力和干扰是不可少的。我们必须提高警惕，擦亮眼睛，克服阻力，排除干扰，坚定地走自己的道路！”
    这篇文章的草稿送给哲学研究所征求意见时，哲学研究所总支书面提了六点意见，不同意文章的主要论点。
    他们又把文章送到中央审查，叶剑英同志建议中央召开一次理论务虚会，大家把意见提出来，在充分民主评论的基础上，统一认识，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
    这样《红旗》没有发表这篇文章。但以后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同志对此还很不满意，说《红旗》长期没有发表这方面的文章，不能怪他们，因为他们写了文章，中央不让他们发表。
    《红旗》杂志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一直迟迟不表态，引起广大群众的不满。许多群众去信提出责问，说对这样重大的理论问题，《红旗》杂志一直迟迟不表态，主管宣传工作的中宣部，也一直不表态，这是为什么？
    国外评论也纷纷议论，认为《红旗》与《人民日报》态度不一样，以此来推论我们党中央内部有分歧。
    胡耀邦提出三个“不管”
    10月3日，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同志在全国信访工作会议召集人会上，对胡耀邦同志讲的“凡是不实之词，不管什么时候，不论什么情况下，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实事求是改正过来”，进行了毫无道理的批驳，坚持要在文件中删掉这几句话。他说：“现在有人要翻天安门的案，这不是在压中央嘛！”他说：“现在有些文章确实有问题，矛头是指向毛主席的。有篇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中有些话就有问题……用主席的话批主席。”“有的不仅是针对毛主席，也是针对华主席。这股风很大，要顶得住是不容易的。”
    11月，在中央工作会议开会初期，《红旗》杂志社就谭震林同志写的一篇纪念毛主席的文章写信给中央，说谭震林同志文章的指导思想是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如果登了，就是要使《红旗》卷入这场争论。对此，邓小平同志批示：“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我改了一下，如《红旗》不愿登，可以送《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应该卷入，看来不卷入本身就是卷入。”李先念同志也批示：“《红旗》不登，太被动，现在已经很被动了。”
    ××同志还不甘心，又向汪××同志请示，汪说：“只好如此。”这才在《红旗》第十二期上发表了谭震林同志的文章。
    11月22日，《红旗》杂志社有两位同志贴大字报批评××同志，说：“当杂志社内部有的同志提到，《红旗》没有刊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很被动时，××同志很激动地说：‘你被动什么，我并不被动’，‘有人跳得很高，其实，他做了什么中央很清楚，我今天不点他的名。’”这张大字报还说：××同志还多次在会上说，“现在文章中为什么不提走资派了呢？……”他竟然在一次全社大会上号召全体同志要对付可能出现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他提出这样的问题，矛头对着谁？其用意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