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六十年代，戴高乐的对美政策曾是举世瞩目的问题。它最集中地体现了戴高乐维护民族独立、争取大国地位这个外交总政策的实质。它不仅在西方联盟内引起了强烈震动，而且影响到整个世界政治舞台。当然，戴高乐对美政策的形成也有个过程，其影响如此之大也决非戴高乐个人意志的结果。如何评价戴高乐在这个问题上的历史作用。是法国战后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戴高乐与美国矛盾的由来
    戴高乐与美国的矛盾，从1940年6月18 日戴高乐在伦敦发出抗战号召以后就开始了。
    “六·一八”号召是戴高乐登上世界政治舞台的主要标志，从此，他开始了以恢复法兰西的独立、光荣和伟大为目的的政治生涯。但是，戴高乐的业绩是在极其艰难的处境中创建的。他不仅要取得法国海内外同胞的承认和支持，而且要求得反法西斯盟国的承认和支持。
    丘吉尔不顾来自国内军政界的压力，支持戴高乐以伦敦为基地坚持抗战，在一开始很大程度出自于他需要这样一个人物，而一时之间又无更合适的人选这个原因。但不管怎么说。他毕竟在整个战争期间有力地支持了戴高乐及其抵抗力量。罗斯福领导下的美国却不然，一开始就对戴高乐及其抵抗力量抱歧视态度，并试图阻挠戴高乐为恢复法兰西的独立、光荣和伟大所作的努力。
    首先，罗斯福不信任戴高乐。戴高乐在伦敦开始抵抗运动，创建“自由法国”之后，美国政府仍然“想方设法和维希进行谈判，一向有意地把贝当及其追随者看作真正的法国。相反地，对戴高乐则极尽奚落和欺侮的能事”，①不承认戴高乐与“自由法国”的代表性和合法性。
    对戴高乐本人，罗斯福亦表示出极大的反感。他认为戴高乐“是个暴发户，将来可能成为独裁者”，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也认为“戴高乐将军是个法西斯分子，是美国的敌人”。②罗斯福曾公开表示，除戴高乐外“我再也想不出一个更加不可信任的人了”。③因此，在戴高乐自命为法国海外抵抗运动领袖后，美国力图寻找自己的代理人替换不中意的戴高乐。戴高乐愤愤地说：“美国人不惜代价”，要从对法国停战投降负有责任的那些人中“去物色解放法国的英雄”。④1942年，在美国一手策划下，先是由达尔朗（维希政权副总理），然后是由吉罗将军主持法属北非行政事务，与戴高乐设在伦敦的法兰西民族委员会唱开了对台戏，使法国抵抗运动一度出现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
    罗斯福歧视戴高乐最明显的举动，就是不顾美国舆论的反对，长期与设在维希的法国卖国政权保持正式外交关系。其借口是可以同法国本土人民保持密切联系，可以对维希政权施加压力和影响以阻止希特勒在法国、特别是法属海外殖民地扩展势力。1941年9月24日，法兰西民族委员会作为自由法国的权力机构正式成立， 连苏联也在26日宣布承认戴高乐为整个自由法国的领袖，而美国只是作了个“与自由法国之间有着共同利益”的声明，并继续同维希政权保持外交关系。罗斯福认为，只有在牵涉到美国自身利益的问题上，才可以与自由法国进行谈判达成有限协议，如果只关系到法国利益的问题，没有必要与它协商。
    随着盟军准备在法国本土登陆的日期日益逼近，解放后的法国究竟由谁来执政的问题也日益迫切。罗斯福考虑的是建立“盟国军政府”对法国实行军事占领，以便成立一个在自己控制之下的新政权。1943年5月，罗斯福致函丘吉尔， 谈到了这一打算。⑤1944年6月3日，在盟军诺曼底登陆前夕，法兰西民族委员会正式改称为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罗斯福仍然反对同它达成任何关于民政管理问题的协议。
    但是，由于法共领导下的地下武装力量声势浩大，美国唯恐法共在战争结束时夺取政权，不得不开始转向同戴高乐打交道以遏制法共。1944年7月， 戴高乐应邀访美，罗斯福才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承认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管理法国的权力。
    第二，殖民地之争。戴高乐是个“帝国派”军人。在他看来，法属海外殖民地自然是法兰西光辉灿烂的过去的一部分，维护这一利益，是他恢复法兰西独立、光荣和伟大的具体任务之一，更何况战争中他要依靠这些法属地区作为自己抵抗的基地。美国对法国所拥有的旧殖民地，早就垂涎欲滴，很想利用战时法国无暇顾及的时机攫取，因而对戴高乐竭力维护法国旧殖民体系的所作所为极不满意。1943年1月，戴高乐与罗斯福初次会晤时，曾明确希望在法国解放后，盟国将法国所有旧属殖民地归还给法国管理。但是，罗斯福认为法国的殖民地不论分布在何处都不应回到法国手中。在谈到印度支那问题时，他还在私下表示，“我自己就完全不能肯定，我们将法国殖民地归还给它会是正确的……凭什么逻辑、什么习惯、什么历史的法则，这块土地要属于法国”？⑥罗斯福认为这个地区人民的处境还不如法国占领之前好。他在逝世前，曾多次指示在印度支那不同戴高乐的代表发生关系，不要给这一地区的法军以任何支援。直到波茨坦会议后，美国因对苏战略需要拉拢法国，杜鲁门才表示“美国政府对于法国重返印度支那一事决不反对”。⑦
    对于美国觊觎法属殖民地的野心，戴高乐早有戒备。
    1941年12月，戴高乐不顾美国与维希政权签订的关于维持西半球一切法国属地现状的协定，在圣诞节前夜抢在美国之先，从维希政权手中夺回了靠近纽芬兰的法属圣皮埃尔岛和密克隆岛。美国对此大为光火，认为冒犯了美国西半球势力范围的利益，指责这一行动“是一个专横的、违背各方协定的行动，而且事先没有通知美国或得到美国的许可”。⑧
    对于美国在北非阻挠戴高乐行使权力、培植亲美势力行为，戴高乐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的“兴趣主要是由于它想找条门路打进非洲去”。⑨
    1945年初，英法之间因争夺叙利亚和黎巴嫩发生冲突，美国明显袒护英国。在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压力下，戴高乐只得下令对当地亲英势力停火。他心余力绌地说：“盎格鲁撒克逊人总有一天要为他们在那里反对法国人的行动，付出沉重的代价”。⑩
    第三，战后法国的地位。在这个问题上，戴高乐对美国积怨最深。在与美英苏三国打交道时，戴高乐始终坚持要对方保证战后恢复法国的独立、伟大和领土完整。戴高乐知道，自己所拥有的实力不足以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起决定性作用。但必须利用一切机会和可能参与反法西斯战争的重大军事行动和有关国际事务。只有这样，才能证明还有一个自由的、战斗的法国存在；只有这样，法国才能在战争结束时“恢复它所有的一切”。戴高乐说：“对我们来说，战争的结束意味着恢复法国的完整、帝国和国家遗产；意味着国家必须重新绝对控制自己的命运。任何窍夺国柄的势力，不论来自国内或国外都必须摧毁肃清。”（11）
    但是，罗斯福心目中设想的战后法国形象，却与戴高乐的愿望相距甚远，因此，他竭力不给戴高乐提供显示力量的机会。
    在军事上，尽管由于戴高乐的一再要求，法国军队参与了一些具体的军事行动。例如轰炸鲁尔，配合盟军北非登陆的军事行动，进军巴黎，留守斯特拉斯堡，挺进斯图加特等等。但是，盟军的几次重大战略行动：1942年11月在北非登陆的“火炬”行动，1944年6月在诺曼底登陆的“霸王”行动，以及同年8月在法国南部地中海岸登陆的“铁钻”行动，由于美国的阻挠，戴高乐一再被排挤在计划之外。特别是未能参与制定解放法国本土的诺曼底登陆计划，戴高乐认为这是一个奇耻大辱，此后他耿耿于怀二十多年，一直拒绝出席诺曼底登陆的纪念活动。
    在政治上，戴高乐认为“首先必须争取参加美、俄、英三国在没有我们参加的情况下对有关问题进行的各怀鬼胎的争论”。（12）戴高乐要求参加大国会议，一方面是想跻身于大国之列，另一方面也是害怕美英苏背着法国作出不利于法国的决定。
    但是，1943年11月的德黑兰会议，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以及同年7月的波茨坦会议，戴高乐都被拒之于门外。特别是对于未能参加决定战后世界格局的雅尔塔会议，戴高乐将怨恨全部发泄到罗斯福头上。他说：“老实说，在‘三巨头’中只有一个人反对我们参加”，认为丘吉尔与斯大林虽然不会坚持要他出席，“但我并不怀疑只有罗斯福总统坚决拒绝让我出席。”（13）的确，罗斯福不同意让戴高乐参加大国会议。在雅尔塔会议前，罗斯福在给丘吉尔的一封信中曾说：“我仍然坚持我的看法，任何企图使戴高乐参加我们三人会晤的尝试，都只能使情况复杂化和令人不愉快。”（14）事后，罗斯福为使关系不要闹得太僵，曾派霍普金斯和卡弗里去法国作一番解释，戴高乐对两位来使恼怒地说：“法国人感觉到，你们现在已经不认为法国的强大对于世界和对于你们本身是必不可少的了。”并宣布法国没有参加讨论和同意的事情，“当然不受任何约束……”（15）他还断然拒绝了罗斯福邀请他于雅尔塔会议后在阿尔及尔--这块法国领地上会晤的建议。
    在与法国利益攸关的德国问题上，戴高乐也看得很重。他把参与处置德国，获得美英苏对德国的同等权力，视为衡量法国国际地位的重要标志。他说：“法国在这方面还可以起很大的作用，能够作为一个大国为本国和全人类的利益贡献很大的力量”。（16）尽管在丘吉尔的一再坚持下，罗斯福终于同意在德国划给法国一块占领区，并邀请法国为管制德国委员会成员。但是在对德政策上，美国从与苏对抗的全球战略出发复兴德国的主张，同法国从自身利益出发肢解、削弱德国主张，成了战后初期法美矛盾的焦点。
    如果我们将这几个方面的矛盾仔细分析一下，可以看到，法美矛盾的产生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戴高乐与罗斯福之间的个人恩怨，而实质在于美国向全世界--首先是欧洲扩张势力的战略，同戴高乐维护民族独立、争取大国地位的战略发生了冲突。
    罗斯福早就预感到，美国称霸全球的战略不可避免地要同苏联利益产生对抗，有必要首先在欧洲站稳脚跟，便西方盟国俯首听命，服从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因此，罗斯福不仅处处限制戴高乐争取独立大国地位的行动，甚至还有过处置法国的想法。据艾登回忆，1943年3月，罗斯福曾向他提出过一个计划， “即关于建立一个新的国家，瓦隆国的计划。这个国家将由比利时的瓦隆人区、卢森堡、阿尔萨斯-洛林、以及法国北部的一部分组成。”（17）其目的显然是进一步削弱法国。戴高乐虽然知道，法国的实力还不足以违背美国的意图而独自走自己的路，但他是个不甘示弱的人，他说：“必须指出，如果美国--世界历史舞台上的新角色，认为自己能够领导法兰西民族，那么在欧洲有若干世纪经验的各国，却从来没有这种幻想”。（18）他认为从本世纪初起就感觉不到美国把自己的命运和法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也感觉不到美国希望法国强大并且就力所能及来帮助它保持大国地位或重新恢复实力。戴高乐表示：美国是否真正肯帮助法国重新成为一个大国，从法国人的观点来看，这是决定我们和他们之间现在和将来的关系的关键”。（19）无疑，这成了以后戴高乐衡量法美关系的唯一尺度，并在六十年代得到真正的检验。
    使戴高乐遗憾的是，他同美国发生争执时所采取的政策，在刚刚结束战争的法国并没有多少支持者。法国垄断资产阶级意识到，陷于瘫痪的法国经济没有美国的支援很难恢复活力，不愿在这种时刻得罪美国人。戴高乐说：“很多实业家对我的行为感到不安，因为我的行动拢乱了他们依靠美援的前途”。（20）加之在内政上的严重分歧，1946年初，戴高乐不得不辞去了临时政府总理职务。这只能说明，戴高乐在战争期间开始萌发的对外政策设想，此时还不具备实施推行的条件。